抗战老兵公祭日前夜过世 曾被日寇悬赏捉拿(图)

参观抗战图片展，老兵高增潸然泪下摄影/本报记者 郝羿

下葬时孙子手捧老人遗像

女儿手捧老人遗像

高增在抗战图片展上与大家交谈摄影/本报记者 郝羿

老人下葬时，有人发现天上的云像一挺马克沁机枪

首次国家公祭日前一天的夜里，90岁北京抗战老兵高增与世长辞。

“父亲一直盼着抗战胜利70周年时，能获得一枚官方颁发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章，结果还是没有坚持到那时候。”昨天在昌平区殡仪馆举行的高老遗体告别仪式上，高增的女儿含泪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当父亲听到官方肯定国民党部队在正面战场的作用时，曾放声大哭。老人生前一直想拥有一枚官方颁发的抗战胜利纪念勋章，“父亲有四枚勋章，三枚是民间志愿者给的，还有一枚是我托了好多人找来的抗战胜利勋章，有编号，但不知道真伪。”

父亲的变化

被肯定后像受委屈的孩子嚎啕大哭

“说实话，我以前曾经是怨恨父亲的，虽然住在一起，但是交流很少，只是叫叫吃饭，父亲也沉默寡言，交流很少。”高女士坦言，这些怨恨来自于“文革”期间的遭遇，因为父亲曾经在国民党部队服役过，被冠以“国民党特务”，她和家人备受歧视。高女士说，父亲曾自杀过，而自己则被人叫特务子女和国民党兵，“家里有些亲戚因为这个到现在都没和父亲联系过。”

父亲的变化在2005年，当年胡锦涛主席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讲话中肯定了国民党部队在主战场的作用时，正在看电视的81岁老人嚎啕大哭，“我当时吓了一跳，父亲就像个受委屈的孩子一样，怎么劝都停不下来。”

随后高女士发现，父亲变了，变得越来越开朗，爱说话一些了，更重要的是父亲开始讲他的过去了，讲他曾经的抗战经历。“这在以前是绝对不会提起的，此前我们也都没听他讲过。”

高女士坦言，自己此前真的不知道称为“国民党兵”的父亲还有这样的经历，她也越来越爱听父亲讲述抗战时的事情，父亲慢慢地像变了一个人。“真不敢想象，他把这些压在心底那么多年。”

父亲忘不了

为他挡了七枪的勤务兵

高女士后来得知，父亲在1941年，曾带着几个人打死了欺负中国人的日本军人，被日寇悬赏捉拿。无奈之下，高增一路向西，参加了国民党部队。在抗日的主战场上浴血奋战，凭借着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晋升为国民革命军61军69师的一名连长。高增在张家口和山西等地都曾经与日军交火，因其右手天生六指，被弟兄们尊称为“六指英雄”。在高增老人的讲述中，高女士记得最清楚的是当年为父亲挡了七枪的勤务兵余得水（音），父亲经常感叹当时战死的应该是自己。

据报道，解放战争开始后，高增在山西太原双塔寺投诚，成为解放军，并烧掉了自己在国民党军队服役时的抗战军装照。新中国成立后，高增回到北京，暂住在一个老农的窝棚里。也就是在那个窝棚里，他的行李、证明信全丢了，当时没有人为他安排工作，他当起了农民，而后成为木匠。“文革”期间，因他曾经在国民党部队服役过，给全家带来了厄运。

志愿者送来的勋章

老兵开始曾以为是官方的

随后，抗战老兵高增被志愿者发现，被民间抗战老兵组织所关注，志愿者来倾听老人的抗战经历，每每与人说起当年战斗的惨烈，高增老人都会落泪。

高女士记得，志愿者先后为高增老人送来三枚抗战胜利勋章。高女士表示，父亲开始以为勋章是官方颁发的，非常开心，后来得知是民间志愿者自己制作的，“也还是很开心，但好像总感觉少点什么。”

高增老人一直想要一枚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勋章，但当年这枚勋章颁发数量有限，只有少数原国民党老兵获得。高女士看在眼里并四处托人寻找，托了不少人，终于找来一枚，“这枚是有编号的，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真伪。”

可能因为这枚勋章是女儿找来的，不是官方颁发的，高女士记得，高增老人此后曾多次和自己念叨，抗战胜利70周年时，应该可以获得一枚来自官方颁发的抗日胜利纪念勋章。“不过可惜父亲没有坚持到那一天。”

老人不慎摔倒

志愿者来探望

今年2月份，住在养老公寓中的高增老人不慎跌倒，额头磕在水池上，缝了八针，此后一直处于低烧之中。2月28日，老人突发高烧，家属将他送到空军总医院救治。

生病期间，不少网友在网上为老人祈福，希望老人能战胜病魔。因为高增老人抗战期间曾在山西战斗过，山西的志愿者还特意赶到北京探望。

2013年7月3日，民政部在对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8260号建议的答复中表示，及时将符合城乡低保、农村五保、医疗救助、临时生活救助以及社会福利保障条件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相应保障范围。让符合条件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的孤寡对象优先优惠进入敬老院、福利院。在举办纪念抗战胜利等重大活动以及元旦春节等重大节日时，建议当地党委、政府邀请原国民党抗战老兵参加，并予以慰问。

高增当时从一个前来采访的记者那里得知民政部的文件，他当时对北京青年报记者表示，自己开心，但并不算狂喜，开心的是多少年的等待终于实现了，但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老人说他也淡定了许多。

据介绍，得益于北京的经济发展水平，北京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在政策出台之前已经按照各自情况纳入了相应社会保障范围。高女士表示，其实这个文件从物质上和医保报销上对父亲没有影响，“主要是在精神层面的肯定，而老人也确实需要这个层面的肯定。”

一位参加高增老人告别仪式的老兵志愿者坦言，需要物质帮助的抗战老兵确实有，但是更广泛的是需要精神层面肯定的抗战老兵。

对话

老兵更渴望精神上的慰藉

受访人：北京老兵关怀计划执行团队志愿者薛刚

北青报：据您掌握北京参加过抗战的国民党老兵还有多少人？

薛刚：这个人数是在变化的，有老兵被新发现，也有老兵离开我们，现在我们掌握的数字应该是三十余人，今年我已经第三次参加老兵的葬礼了，这些老兵年龄很大，高老几乎是最小的一批了。

北青报：每次参加老兵的葬礼，会对您有一些触动？

薛刚：我赞成这样一句话，我们是按年过，老兵是按天过。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候，还能有多少老兵在世？他们不在了，这段悲壮历史的最后一页就合上了，我们不应该留有遗憾。

北青报：志愿者服务对象有很多，为什么会选择抗战老兵这个群体？

薛刚：我从上世纪90年代中就开始关注抗战老兵，借出差的机会和休假探访老兵，感觉他们就像我的长辈一样，为了那些曾经的英雄现在的老人，我觉得我们志愿服务很有意义。关爱老兵不同于助残和关注失学儿童等一系列公益行为，抗战老兵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们在与时间赛跑。

北青报：在您的接触中，有多少老兵也像高老一样在盼望着获得一枚来自官方的“勋章”？

薛刚：几乎是每一名。在国民党老兵中拥有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勋章的还是很少数，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每个老兵志愿者组织基本都会在一些特殊的日子为老兵送上祝福，其中就有志愿者自己筹钱制作的勋章，这对老兵是一种肯定。不过通过我们和老兵的交谈，也能感觉到，老兵们最想要的还是那枚来自官方的勋章。毕竟老兵都这把年纪了，物质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他们更想得到认可，获得精神上的慰藉。

北青报：今年政府邀请原国民党老兵参加抗战纪念活动，去年民政部门也有关于国民党老兵的文件。

薛刚：这都是积极的信号，是进步，我们以前有志愿者去看望他们，经常被误以为是代表政府去的，可见老人还是很期待政府对他们的认可。今年“七七”，老兵还陪同国家领导人一起出席活动，这都是很重要的信号，我们志愿者也越来越有干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