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妈妈和姐姐被日军轮奸后刺死

幸存者夏淑琴老人已85岁。(资料图片)

观众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资料图片)

通过与美国南加州大学合作

扬大抢救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史

85岁夏淑琴老人口述证言已公布

12名幸存者口述档案已通过中英文向全球公开

今年9月17日上午，85岁的夏淑琴按下国家公祭网幸存者口述证言公布的按钮，她的故事开始在互联网上传播。100位证人的口述证言陆续通过国家公祭网同步公布。

“随着时间的推移，幸存者越来越少，不到200位的幸存者已经成为见证这段历史的‘活化石’。”昨天，扬州大学原副校长、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周新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扬大现在正通过与美国南加州大学合作，系统、规范地以国际口述档案标准录制一些口述影像资料的整理和研究，而夏淑琴老人的口述证言，就是通过这一合作项目整理出来的。

幸存者已不到200人

抢救口述史资料迫在眉睫

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迄今已77年，即使当时最小的幸存者也有77周岁。随着年龄增大，很多幸存者离开了人世。周新国教授告诉记者，根据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掌握的信息，目前存活于世的幸存者仅剩100多人，平均年龄超过80岁，人数逐年递减，渐行渐远的幸存者正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我们更应该加快步伐，去“抢救历史”。

记录下亲历者亲眼见证的历史往事，迫在眉睫。为了抢救幸存者证言，南京先后于1984年、1991年和1997年进行了三次大规模幸存者普查。

“最早是在1984年开始，在短短数月内，我们共调查走访了1756人，而到1991年夏天，南京市组织数千名高中生和部分教师，对1984年普查的1756位幸存者进行了复查，发现已经去世300多人，仍幸存1400余人。”周新国说，其实，在上世纪东京审判、南京审判中出庭的那些证人证言就是最早的口述史，口述史就是民众自己写自己的历史，更真实更形象，更注重历史细节。

记者了解到，目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还不到200人，抢救幸存者口述史的资料显得尤为迫切。

扬大与美国大学合作

用国际标准录制幸存者证言

去年，美国南加州大学纳粹屠犹研究基金会—影像历史与教育研究会、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幸存者)口述史分会、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暨扬州大学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共同签署了深度合作意向书。据了解，合作以来，双方以国际口述档案标准录制了12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影像并编制口述档案(中英文版)，这些资料中的部分内容已于北京时间2013年12月13日在纳粹屠犹基金会官网、基金会影像历史档案库官网上用中英两种文字首次向全球公开发布。

据了解，用中英两种文字在美国网站发布的首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史料的人员名单包括：夏淑琴、杨翠英、陈德寿、陈桂香、郭秀兰、李高山、潘巧英、仇秀英、石秀英、伍正禧、向远松、张秀红。其中，夏淑琴与杨翠英影像资料与口述档案已经正式发布，其他幸存者口述史料在整理完备后即会对外发布。

周新国教授表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口述史料是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弥足珍贵的一手档案，幸存者是从历史废墟中勇敢走出来的一批人，他们的善良和诚恳也是人类和平未来的希望。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基于在大屠杀研究、暴行史研究和口述历史研究方面共同的价值取向，采用国际标准进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历史的研究与发布。

具体合作内容包括，中美三家学术机构互聘专家担任学术职务、互派人员进修学习，共同组建国际化研究团队申报和推进《南京大屠杀见证人口述历史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共同举办一次国际性的口述历史学术研讨会。此外，三家学术机构还将共同向全球发布30至50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史料保护和开发成果；以《中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历史研究深度合作项目》成果为内容，三方将共同发布中英文出版物，并在中美两国同步同期发行。

口述史有何国际标准

有声音有图像，还原真实个人

美国南加州大学纳粹屠犹研究基金会—影像历史与教育研究会执行主任斯蒂芬·史密斯表示，国际上对口述史的制作有不同的标准，总归就是立体还原一个人的生活，不仅仅是还原当时受害的经历，还有受害的前前后后，通过一个个故事勾勒出真实的人。此外，对于口述者的影像资料，加入索引，便于开放和搜索。

南京大屠杀口述史在最近两三年才真正规范化起来，周新国教授感慨地说，“像签订协议、录音、录视频，包括专家长期介入这些环节都需要有，因为单纯靠学生或者志愿者，他们对于历史史实的把握以及整理的能力还不够。”

“像夏淑琴这样的幸存者，已经成为大屠杀历史的一个活化石，而且影响力巨大，但遗憾的是像她这样的样本太少了。”周新国表示，口述历史的魅力和价值在于可以能用最鲜活的语言，生动地回忆历史的第一现场，“甚至通过语言、表情、动作，利用心理学的相关方法可判断讲得是否真实。”

通讯员 扬档轩 记者 姜涛

【口述证言】

夏淑琴：我和妹妹从死人窝出来

我叫夏淑琴，1929年5月出生在南京。日军进攻南京前，家里共有9口人。外祖父聂佐成(70多岁)、外祖母聂周氏(70多岁)、父亲夏庭恩(40多岁)、母亲夏聂氏(30多岁)、大姐夏淑芳(16岁)、二姐夏淑兰(14岁)、大妹妹夏淑芸(4岁)、小妹妹夏淑芬(1岁)和8岁的我，一家人住在城南新路口5号一哈姓(伊斯兰教徒)的房屋里，在新路口5号，除了我和妹妹夏淑芸，全家7口被日军杀害，我和妹妹是被人从死人窝里捡出来的两个孩子。

1937年12月13日上午，一队日本兵约有30人来到我家门前敲门，刚刚打开门的哈姓房主就遭到枪杀。我父亲看到这个情况，就跪在日本兵面前，恳求他们不要杀害其他人，也被日本兵用枪打死。

母亲吓得抱着1岁的小妹妹躲到一张桌子下面，被日本兵从桌子下面拖出来，日本兵从母亲手中夺过小妹妹，把她摔死在地上，接着他们扒光了母亲的衣服，几个日本兵对母亲进行了轮奸，然后用刺刀把她杀死，并在她下身里塞进一只瓶子。

后来，几个日本兵闯进隔壁房间，那里还有外祖父、外祖母及两个姐姐。日本兵要强奸两个姐姐，外祖父和外祖母拼命护着我们，均惨遭枪杀。日本兵撕下两个姐姐身上的衣服，她们分别遭到几个日本兵的轮奸。大姐、二姐被轮奸后又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日本兵还将我外婆的竹手杖插进了大姐的下身里。

当时我躲在床上的被子里，由于恐惧，吓得大哭，被日本兵用刺刀在背后刺了三刀，我当时就昏了过去，不省人事。也不知过了多久，我被4岁妹妹的哭声惊醒，看到周围全是亲人的尸体，我们俩哭喊着要妈妈……

我们到处找吃的东西，幸好家里有些炒米、锅巴，渴了就在水缸里舀冷水喝。就这样，我们与亲人的尸体一同生活了14天。后来，我俩先后被“老人堂”(慈善机构)和舅舅收养，舅舅一家生活也很贫穷，从12岁开始，我不得不自谋生计，卖过菜，做过佣人。

就这样，我家9口人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日本兵杀死了7口人，我一想起，就忍不住流泪，眼睛都哭坏了。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后，我的生活才开始改善。1954年，我与张鸿章结婚，我们有3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