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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海鸣
10月30日,上海市政协举行十二届十三次常委会议,就“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进行建言献策。笔者认为,上海要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需要有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强力支撑。目前,从硬件上看,上海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基本覆盖所有街镇,无论是体量、建筑还是内部设施的水平,在全国都是领先的;从服务体系来看,上海建立起了市、区县、街镇三级联动的公共文化配送机制,形成了公共文化资源大配送、大循环格局;从服务标准来看,上海出台了面向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地方法规—《上海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规定》,制定了服务标准、项目清单、评估考核办法、投诉处理规定等一系列配套政策。
以上这些现象说明,上海在全国已率先建成了较为完备的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基础。现在的问题是:上海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如何体现“现代化”?我认为,还应突出三个方面:
一是在基本文化理念层面,坚持以群众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注重供需对接。
10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一基本要求对公共文化建设同样适用。
如何在公共文化建设中凸显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既扩大服务的受益面,让更多人群享受公共文化服务,同时也激发群众的参与热情,在对话、互动与协商中发展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笔者认为,在工作导向上,我们应牢固树立“坚持以群众为中心”的理念,注重供需对接,不能让公共文化服务出现错位现象。譬如,盛夏季节,在一些中心城区甚至是一些高档住宅区附近的公园里会播放露天电影,附近的居民家家户户都有空调、电视,对露天电影也就是一开始略感新鲜,随后马上失去兴趣。如果把露天电影送到城乡结合部、外来务工人员集中地区,效果是不是会更好?又譬如,市郊好几个乡镇别出心裁搞起了交响乐音乐会,甚至不惜重金请来重量级的指挥家,但是大多数前来围观的村民都是看个热闹,甚至还因不了解听音乐会的规则,出现噪声、乱鼓掌、手机闪光灯拍照等情况。不是说交响乐不应该进农村,而是应该循序渐进,对农村观众的音乐素养慢慢培养。
这种错位说白了就是:群众需要的,我们没有送;我们送的,群众又不怎么需要。
现在,我们要将传统的“送什么,看什么”变为“看什么,送什么”。这就需要在公共文化配送服务体系中推出“定制项目”,即由群众“点菜”。这样的话,一来可以提高公共文化配送资源的使用效率,二来可以有效对接市民文化需求,发挥广大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人翁地位和主体性作用,引导群众在文化建设中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
在实际工作中,树立这样的理念并不难,难的是操作层面如何精准“摸”到群众的真正需求。笔者建议,每年,我们在年初制定公共文化配送方案前,可以通过实地走访、小区问卷、网络征集、媒体公示、成立市民咨询委员会、召开市民代表座谈会等多种渠道、多种方式,问需于民,从而真正打捞出群众的文化需求,减少群众满意度不高的项目,增加基层需求高的内容,实现三级公共文化资源差异化配置。
二是在制度建设层面,健全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参与机制,引导多方参与。
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如果只靠政府单一提供,既不现实也不现代。因此,必须拓宽配送的主体,向多种方式转变,逐步实现由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和广大群众共同来提供。我们须构建社会力量参与机制、绩效考核评估制度。
当务之急,是打破体制壁垒,加快文化配送专项资金由“拨款制”向“购买制”、“奖励制”转变的力度,建立“政府采购、服务外包”资源配送服务新机制,让更多的社会主体参与文化配送。操作路径上,可以向国有、民营文艺院团等发出的征集令,让院团、行业协会、文化机构和社会团体成为公共文化配送的主力军。
这一资金杠杆用得好的话,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功效,不仅使文化服务提供方参与公平竞争、充分调动其热情,也使选购方可根据需求和性价比进行比较,选择有了更大自主性,能够整合、挖掘、培育更多的社会主体参与配送服务,聚集社会各界、各级优质文化资源。应当注意的是,为防止市场手段“失灵”,需聘请第三方评价机构作出绩效评估结果并实施奖励,据此建立配送主体“黑名单制”、“退出制”,等等。
三是在操作层面,推广利用现代数字网络技术,提高服务效能。
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既要能满足群众需要,又要有效率。因此,做好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建设,仅靠传统方式是不行的,还要靠现代数字网络技术。
今年,我们欣喜地看到,各具特色的文化创意和服务项目大量涌现:例如,徐汇区推广的无障碍电影进入社区,盲人也能“收看”电影大片; 松江区向60岁以上居民赠送“百姓书声”特制收音机,由专人负责为老人进行安装。这些做法利用现代数字网络技术,提高了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在公共文化服务上,我们也要与时俱进,推广这些好做法。总之,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切不可遗漏或忽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现代化建设。
(作者为上海市政协常委、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上海市侨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