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我总想写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状况

　　面对记者时，贾平凹总会习惯性地问一句：“你听得懂我讲话吧？”他那浓厚纯粹的陕西方言确实会在重要场合让台下的观众费解，但近距离、面对面的沟通没有障碍。散文《说话》里，他写道：“我出门不大说话，是因为我不会说普通话，人一稠，只有安静着听，能笑的也笑，能恼的也恼，或者不动声色。口舌的功能失去了重要的一面，吸烟就特别多，更好吃辣子，吃醋。”

　　贾平凹此次在京的行程有两项，其一是10月24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讲述中国与对话世界：莫言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我说莫言》的即兴发言。莫言获奖是天马飞空，让作品长出翅膀飞到五湖四海；莫言写作如放火烧荒，写得自由浪漫无所顾忌；莫言作品似猕猴桃，有野生的基因和接受风雨雷电的能力。作为莫言的好友，他号召大家要学习莫言，爱护莫言。

　　10月27日下午，贾平凹赴北大出席新作品《老生》的首发仪式，与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以及意大利翻译家李莎进行了名为“中国历史的文学记忆”的主题对谈。谈及自己的作品，贾平凹只是简单介绍了这部新作以唱师的视角串联起中国近百年历史中四个发生在转型期的故事。他的发言重在阐发自己的创作理念、自己阅读《山海经》的心得，鲜少流露出褒贬和判断。

　　10月28日上午，青阅读记者在贾平凹下榻的酒店见到了他。房间的烟灰缸里全是烟蒂，谈话过程中他也在一支接一支吸烟，有种莫可奈何的疲劳。他说这一本《老生》是烟熏出来的，往事如行车的路边树，需要在烟的弥漫中才依稀可见。书后记靠近结尾处他写了一句耐人寻味的比喻：“土地上泼上了粪，风一过粪的臭气就没了，粪却变成了营养，为庄稼提供了成长的功能。”至于这部《老生》，是在烟雾里说着曾经的革命而从此告别革命。

　　出于个人审美，贾平凹长篇小说的书名大多只有两个字，简单、厚重。“我喜欢浑厚一点的风格，不喜欢有实意的名字。像床前一轮明月、前面一道风景线，这种表面上有实意，实际毫无实意的名字我最反对。用两个字，好记、浑厚、捉摸不透。”

　　为满足读者对《老生》书名含义的求索，他提供了三种可能的解释：或是指唱师的一生活得太长了，或是借用戏剧里的老生角色传递出荒凉感，或是指近代一百年的历史太长久。贾平凹希望借此提供多层次的理解：“不要单一指向，不要是与非。要回答人生的东西，人性的东西，无常的东西。”

　　观察这一段历史，你不能只盯着局部，必须长远来看问题

　　记者：写作此书时，您是如何处理宏大的历史命题的？

　　贾平凹：每一个作家写作时都怀有雄心，不想把小说写成小玩意。我总想写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状况，但是这些东西特别难写，要写字数会特别多。于是就选了四个节点来写，想表现每一段的生活。观察这一段历史，你不能只盯着局部，必须长远来看问题。

　　举个例子，有些电视剧就讲家里的夫妻矛盾、婆媳矛盾、亲子矛盾，吵完集中起来，给观众一个印象，这是个好婆婆、那是个好儿媳、这个儿子不好……最多是好与不好的是非问题。但历史地、长远地看问题时，人就特别渺小。乘坐飞机时，看到山川地貌，你会觉得人太小了，太可怜了。看中国的时候也是，就不会只盯着家里乱七八糟的具体事情了。

　　想说清在中国人类发展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情，起了什么启示作用，必须找一个角度，(我这本书)于是选择了“唱师”这个人。这个角度是民间视角，有点像你爷爷奶奶给你讲过去的故事。他在讲的时候肯定不是讲事情的是和非，对和不对。他是讲一个流程，你的爷爷、你的父亲，咱们这个家族是怎么过来的。而不是讲那一年，家里就一个馒头，是你婶婶把它偷吃了，还是你母亲把它偷吃了，还是你奶发了脾气，惩罚了谁……不牵扯这些是非问题。

　　唱师处在民间的最底层视角，你不知道他的年龄和种族，他的存在超越了时间、种族、阶级、生死。地主死了他也唱，贫农死了他也唱，游击队死了他也唱，都在唱。超越了这些，才能比较真实地看待这段历史。这段历史说起来有一百多年，可是放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是不值一提的。这样一来就可以平静地面对和思考这一百多年对人类生存的启示，人是怎么走过来的，反过来又可以超越政治、旗帜、阶级这些东西，获得更大的思维空间。

　　记者：您在百年历史中选择的四个阶段，有什么特别的考虑？

　　贾平凹：四个故事虽然没有表明具体时间，但是基本能看出来分别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土改、“文革”前后、改革开放这四个历史时期。这四个阶段基本都是社会转型期，就像路在拐弯一样，容易发生很多故事。

　　中国革命实际是一个土地革命，就是那一块土地分下去、收回来。每次土地的收放就是一次革命，社会就发生了一次变化。仔细想想，很多事情都是土地引起的。社会不停在拐弯，实际上就是那块土地变来变去，我写过散文《一块土地》讲这个问题。

　　文学，终归回答的还是人生、人的命运、人活在这世上的意义

　　记者：人在这种转型的阶段是有一些无力的。

　　贾平凹：人在社会的变化里是有一些无能为力的，这就会发生好多很苍凉或者很激烈的故事，好多人的命运就在里面，这就是所谓的中国故事。故事里不存在谁是谁非，但具体到个人就是生死沉沦。人生是有限的，每个人最多活个百十年、活个七八十岁，正好遇着社会拐弯的过程了。

　　原来有句话，说要修行八百年才有缘坐在同一艘船上，正好有几个人有缘分坐在这个船上，这艘船正好处在社会的转折时期，是一艘大时代的船。船上的人都一样，无所谓好人坏人。只是船晃动时，你没有站住，去拉另一个人。拉他不是故意要害他，只是想有个扶手，但是你不小心把他拉倒了，他一倒不小心把另一个人踹下去了。这样一来，好多人的命运就不一样了。这时候可能有人说你是个坏人，你为什么要害别人。实际上最早的原因都是为了自保。有时候可能这艘船只能承载三个人，为了大家的安全，只能把一部分人赶下去。这样一来，好多惨痛的悲剧就发生了。

　　对于具体个人来说，你这一生，可能是幸运的，也可能是悲惨的。但是从大时代来看，你就是茫茫大海里一艘小船上的人，是个微不足道的东西。所以有时把角度看大，把视角放远，很多情绪上的愤怒和兴奋就消泯了，你就会很平淡地来看待这些事情。

　　写《老生》是长远来看，而不是局部来看，或者说写的时候我是局部来写，但是写完我达到的目的是让你看得更远。具体的局部是很惨烈的，很不顺心的。但长远来看，你会了解人生是什么东西，人的命运是什么东西。

　　记者：您在后记中说，苦恼于历史如何归于文学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否得到了解答？

　　贾平凹：就像我的后记说的，想站在最基层民间的角度，用超越一切的眼光来写，写得尽可能的真实一点，符合人本身生存发展的道路。小说最高的境界不是算出一个对或者不对，是或者非的问题，也不是叫你歌颂或者批判。这些东西别的媒体完全可以实现。文学，终归回答的还是人生、人的命运、人活在这世上的意义。

　　首发式上我也谈了，看完《红楼梦》后获得的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虚无。人生就是这样一回事，很荒唐、很虚无，谁也说不清楚。伟大的文学作品到最后应该回到这样的地方。要达到《红楼梦》那样的大境界谈何容易？但写作时起码要有这种意识，达到达不到是另一回事。

　　文艺舞台上有小品也有话剧，不能整个舞台都被小品占据

　　记者：您是如何阅读《山海经》的？

　　贾平凹：《老生》里，山海经原文后的一问一答，渗透了我自己的阅读体会。要扫清古汉语的障碍，还要把历史看清楚，得慢慢看，慢慢发现中国人的观念思维。《山海经》那个时代，大家对世界像小孩子一样，觉得什么都奇怪，在饱闻怪事中慢慢积累经验，逐渐走向无惊，总结出观察外部事物的方式，形成思维。如果不仔细看《山海经》会觉得很无聊，一座山一座山地写，特别啰唆，但是仔细看就会觉得很有意思。

　　就像鲁迅写的：“园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你要叫我写，写成“园子里有两棵枣树。”这不是更简练吗？为什么鲁迅要那么写？鲁迅那种写法能写出人坐在窗子里面的无聊，没有什么能看的景色，只能看枣树，是那种心境。如果直接说两棵枣树，那就没有感觉了。所以《山海经》要慢慢看，仔细看，才能看出趣味来。

　　记者：您对读者有什么期待？

　　贾平凹：现在大部分人的阅读倾向于好玩、简单、不费脑子的东西。现在好多小说都是一句一行，一句一段的，这种写法特别多。这样可以在视觉上增加篇幅，看起来很长，其实没多少字。结构上也会出现问题，产生不了繁华的枝蔓的景象了。

　　大家现在阅读特别快，而且满足于知道一个好玩的故事，就完了。我觉得这种阅读只能适应一部分人的需求。如果大家都这样阅读，那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有些饭菜需要坐下来慢慢吃，有些就是快餐，比如陕西的肉夹馍，边走边吃。有些就得坐下来躺到那，一段一段看。文艺舞台上有小品也有话剧，不能整个舞台都被小品占据。

　　《老生》

　　作品以民间写史的叙述方式记录了中国近代的百年历史。故事发生在陕西南部的山村里，从二十世纪初一直写到今天，是现代中国的成长缩影。书中的灵魂人物老生，是一个在葬礼上唱丧歌的职业歌者，他身在两界、长生不死，他超越了现世人生的局限，见证、记录了几代人的命运辗转和时代变迁。

　　手记

　　“客人一走我就开始写，客人一来我就接待”

　　写作是一件辛苦的事情，在写作本书时，贾平凹曾经三次中断。“写每一部长篇的时候，大量的工作都在写作之前，要构思、找材料，构思时间特别长也特别难，但是构思好了很快就能写好。这部本来什么都考虑好了，写到七八万字或者到一半的时候发现不对，结构不对、文章前后节不对，就作废了重来。”他习惯在笔记本上手写，经常是写了厚厚一沓子却作废，又要买新的本子重新写。这部《老生》就有三四本废弃的手稿。

　　问及创作状态稳定的秘诀，贾平凹分享了自己的日程：从早上八点写到十一点，十一点开始接待客人、处理杂事、吃午饭、睡午觉。下午三点写到五点，五点以后停止写作，出去活动身体，夜里一两点睡觉。但是身为陕西的文化名人，贾平凹的社会事务特别繁忙，用他的话说，只好“人一走我就写，人来了就忙别的事儿”。

　　记者问他是否会因社会事务难以集中精力创作，贾平凹说：“我年轻时候在郊区建的房子，买了个电视。经常有人来看电视，我就把电视放在窗台上，别人在门外看，我在里面写东西。长期训练下来，很快就能进入创作状态。客人一走我就开始写，客人一来我就接待。就是这种长期训练，习惯了，生活逼得我也只能这样。哪有安静的环境？一直追求安静环境，永远也写不出东西。”（王佳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