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七十高龄认识中国 十年走遍中国

原标题：他从七十高龄开始研究中国，花掉了十余年时间走近这个国家  寻缘在中国(足音)

本报记者 张 健 《 人民日报 》( 2014年11月27日 24 版)

1979年1月，华盛顿美国国家美术馆，一场庆祝中美两国正式建交的招待会正在举行。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使用扩音器于现场演讲。在他的不远处，站着一位斯斯文文的美国学者，一面听演讲，一面与身边朋友低声交谈，这位学者便是傅高义。在他的生命里，这是最接近邓小平的一次。他不会料到，21年之后，他将投入十多年的时间，专门研究这位中国领导人，而那个时候，他已无缘再见邓小平。

在2000年之前，傅高义的研究重点在日本，出版了《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日本的中产阶级》等著作。他对日本产品的质量控制有很高的评价。2000年的时候，在韩国的济州岛，傅高义问他的一位朋友，如果要理解亚洲的未来发展，应该做点什么?那位朋友告诉他：应该研究中国、研究邓小平。此后不久，傅高义便下了决心，要不辞辛苦，写一本关于邓小平的书——那时候，他已迈入古稀之年。

2013年年初，他的新作《邓小平时代》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我作为记者，对他作了一个访谈。那次访谈之前，我其实并不知道傅高义，而且我猜测，国内知道他的应该也不会很多。但是到了今天，只一年多时间而已，傅高义在中国已名气陡增，成了闻名遐迩的“中国专家”。他在北京的世界汉学大会上面对政要与学者潇洒陈词，在清华大学的礼堂里与教授及学生谈笑风生，在飞来飞去的间隙里，接受排着队的媒体的邀约采访……这一切或许都该归功于那本《邓小平时代》——正是那本书，让中国读者知道了傅高义。

那次采访是在傅高义下榻的宾馆房间里，邻近三联书店。我们推门而入的时候，一个瘦瘦的老人从沙发上站起了身。他中等个子，头发花白，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一张狭长的线条分明的脸上，有一双极小的眼睛，与一个大大的鼻子。傅高义接人待物温和有礼，脸上总是挂着含蓄的笑容，说话语气轻柔，似乎还带有淡淡的疲倦。他的措辞是谨慎的，因为他的中文其实不错，但每当说到那些表露观点的地方时，就会停下来，认真思考，寻找着最准确的词汇。

那是一次愉快的采访，因为傅高义如此易于接近，没有架子，说话也不艰涩难懂。他对中国的情况比较了解，对邓小平时代有着深入的研究与探索，因此一旦话题进入到他的研究领域，就尤显健谈。有的时候，他甚至不满足于记者提出的问题，而是主动设置话题，以便于阐述看法。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又已劳累了一整天，我们本只约了一个小时的采访，但事实上那次访谈进行了两个多小时。临结束时，傅高义意犹未尽，主动说：“那就最后再问两个问题?”——其实，他又回答了我们五六个问题。

基本上可以看出，傅高义属于那类比较传统的学者，不喜欢“玩”花花绿绿的理论与概念，也十分反感过于琐碎的研究。他所秉持的研究方法，有些类似于中国古人所说的“知人论世”，从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甚至山川地理等各个方面入手，逐步靠近与了解所研究的对象。这也是他所强调的“全面的眼光”“对历史背景与时代氛围的充分了解”。正因如此，傅高义的写作并不过分依赖纸上的材料，而是倚重于实地采访与面对面的交谈。这使他的写作充满了艰辛，因为他必须满世界去寻找那些可以为他的写作提供帮助的交谈者，但在另一方面，这也使他的写作携带了很多新鲜的信息。

2000年以后，傅高义开始频频奔波于中国大地。他去过邓小平留下足迹的很多地方，包括四川广安、江西瑞金、太行山，还多次奔赴重庆等地，那里是邓小平任西南局第一书记时的办公场所。每到一个地方，傅高义都尽量去参观那里的历史博物馆，从中找寻过往年代的气息。他通过种种渠道，与熟悉历史情况的人交谈，这些人包括历史人物的家人、秘书，也包括研究历史的学者。有时候，交谈者会言说各异，而这正是让傅高义着迷的地方，他兼听并蓄，然后慢慢寻找产生差异的原因。

第二次见傅高义，是一年之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第四届世界汉学大会上。那是一次规模盛大的学术会议，高朋满座，云集了世界各国最优秀的汉学家。在开幕式之后，傅高义作为最先发言的专家之一，登上了演讲台。那一天，傅高义西装革履，步伐矫健，比之一年前接受采访时，更见得神采奕奕。他几乎脱却讲稿，用流利的中文侃侃而谈，言辞谦谨，暗藏机锋，既表达了对中国发展的祝福，也从学者的角度提出了希望。那时候我坐在台下，从一个侧面近距离观察这位风度翩翩的演讲者。从他谦虚而又略带锋芒的讲词中，热情而又显得低调的笑容里，我隐隐感到，这远涉重洋而来的傅高义，哪里像一个美国人，分明就是一个深谙东方文化精髓的“中国通”，他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对中国的风俗人情，都显得颇有领会。

那次汉学大会的间隙，傅高义还去了一趟清华大学，与清华的教授展开了一场对谈。后来我读到了那次对谈的速记，那确实是一场精彩的智慧交流与交锋。傅高义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指点江山，臧否人物，品评中国历史，但是，在对新中国一些重要事情的评价上，他们有着不同的观点。一年多来，我们在媒体上读到不少关于傅高义的访谈，他的看法被不断重复。这一次的“清华对谈”却似乎颇有新意，因为傅高义要现场应对不同观点的切磋。那该是何等精彩的一场交流，可惜我竟然错过。

最近一次采访傅高义，是在北京的当代中国研究所，一个小而安静的院子。在《邓小平时代》之后，傅高义的心里，又已在酝酿新的写作计划，主题仍然是中国研究。从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退休后，傅高义正变得越来越繁忙，除了一些骑行锻炼，他大多数的精力都投向了工作。他的太太艾秀慈为此埋怨他是一个“工作狂”，退而不休，对家务却不搭不理。傅高义说到这些事，脸上就有了幸福的笑容。他似乎并不为这些埋怨而烦恼，反而感到很快乐。在他新作的扉页上，第一句话就是：“献给我的妻子艾秀慈。”

傅高义对他的《邓小平时代》十分看重。他介绍，西方的很多重要报纸，比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还有英国《经济》杂志，对《邓小平时代》都有很高评价，哈佛大学同年出版的100多本书中，《邓小平时代》也是销售最好的。按傅高义所言，这本书本来是写给美国人看的，但结果却让他在中国声名鹊起。谈到这里，傅高义笑了起来：“有更多中国读者喜欢，我当然更高兴了!”

傅高义马上85岁了，但对中国的研究兴趣似乎远未穷尽。他依然忙忙碌碌，下一张飞往中国的机票，恐怕又已攥在了手中。他像一个寻缘者，寻找学术之缘，也寻找生命之缘，到了人生暮年，他寻找的目光，紧紧锁定在了中国。

人物简介：

傅高义，1930年生，美国学者，社会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精通中文与日文。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日本社会研究，东亚政治、经济研究。主要著作有：《邓小平时代》《领先一步：改革开放中的广东》《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日本的中产阶级》等。2013年，在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被授予“世界中国学贡献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