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文革”时曾给“右派”作家汇钱 嘱其好好“改造”

1987年田一文（左）在巴金住宅与巴金交谈 源自田一文著的《我忆巴金》封面

巴金研究者、黄陂区作协副主席宋海东研究发现，巴金与武汉作家田一文有着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

田一文1919年出生于黄陂，1989年去世前写了不少回忆巴金的文章。宋海东多次访问巴金秘书陆正伟以及出版田一文《我忆巴金》的原四川文艺出版社编辑龚明德，理清了两人这段忘年之交脉络：作为巴金的崇拜者，田一文在桂林与巴金相识，后来一起在重庆办出版社；建国后至上世纪80年代末，田一文在武汉，巴金在上海，他们坚持书信往来，仅“文革”期间有中断。两人的许多书信收进了《巴金全集》。

桂林结识

宋海东介绍，1938年10月，19岁的文学青年田一文从武汉随中国救亡演剧二队来到桂林。11月，34岁的巴金从已沦陷的广州来到桂林。田一文当即找上门见巴金，之后又多次找巴金求教。两人的谈话没有留下记录。多年之后，田一文说，只记得巴金说过，“（当时）我们谈理想，是要努力把理想变为现实，我们要为理想脚踏实地地做些事情”。

几个月后，田一文随中国救亡演剧二队赴香港从事救亡宣传。启程前夜，巴金送给田一文一件西装上衣。1939年六七月间，巴金来到香港，与在此演出的田一文重逢。田一文随团赴南洋后，巴金给他去过一封信，田一文一直将信珍藏在随身藤箱里。

重庆相逢

田一文回国后前往重庆，在互生书店当店员。1940年10月，巴金也来到重庆，同田一起住在书店二楼的一间房内。这一时期，巴金正在创作《火》第二部。

之前田一文参加过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团，在大别山一带宣传抗战。巴金听田一文讲他演戏、歌咏、写墙头标语的事，也听他谈大别山的景物。这些资料成为《火》第二部重要的创作素材。后来巴金在多篇文章里一再提及，《火》第二部的诞生，离不开田一文的帮助。

1941年9月，巴金组建文化生活出版社桂林办事处；很快，这家出版社重庆办事处也开张，巴金请田一文任经理。几年间，文化生活出版社相继出版了田一文的3部散文集，分别编入巴金主编的《烽火小丛书》、《烽火文丛》和《文季丛书》。

上海负气分手

抗战胜利，文化生活出版社迁至上海，巴金回到上海。田一文回汉口探亲。此后一两年间，两人书信往来频繁，仅《巴金全集》就收录了这一阶段巴金致田一文的14封信。田一文的信告知巴金他订婚、结婚、生子等事。田一文寄来的稿件，巴金发表在自己编辑的杂志上。

1948年春，巴金请田一文到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田一文一家抵达后，巴金夫妇请他们一家三口到家中吃饭。遗憾的是，当年底，由于出版社人事调整问题，田一文负气返汉。

武汉很快解放，田一文一时找不着合适的工作，给巴金去信，请求重返文化生活出版社。巴金回信，出版社已交由他人经营，他无力帮忙。

整个上世纪50年代，两人虽无工作联系，通信却有增无减。1957年，在武汉一家刊物任主编的田一文因发表杂文《放鸣杂感》被划为右派，下放到鄂城旭光钢厂改造。田一文经济上十分紧张，孩子也多，向巴金求援。巴金很快汇去70元钱，并复信叮嘱田一文不要酗酒，好好“改造”。

“文革”中，田一文的儿子赴沪出差，受父命冒险看望巴金。当时巴金也被打倒，送往郊区劳动，接待他的是病入膏肓的巴金夫人萧珊。

“文革”后再叙友谊

1978年夏，巴金胞弟李济生来武汉出差，见到了田一文。田一文此时不到60岁，已是满头银发、脊背深弓，平常足不出户。李济生回到上海，把相见情形告知巴金，巴金很为田一文的健康担忧。

一年后，田一文戴了22年的“右派”帽子摘掉。不久他收到巴金寄赠的《家》的再版本。两位老朋友恢复通信，聊得最多的是各自的亡妻。此后，田一文又翻出巴金的旧信，酝酿写一部关于巴金的回忆录。1980年3月，田一文启动《我忆巴金》的写作。

1984年3月，田一文到上海，在华东医院见到久别的巴金。告辞时，巴金将一本《巴金散文集》递到田一文手里。田一文与他握手道别，请他不要送，巴金仍然坚持把客人送到电梯口。两天后，巴金委托李济生给田一文带去一枝电子笔。

田一文最后一次见到巴金是1987年7月，在巴金家。见面后，田一文真诚表示，后悔当年离开你，对不起你。巴金说，自己也有缺点，没有做好团结工作。两位老人谈了一个多小时。分手之际，两人紧紧地握住彼此的手，田一文道了声“再见”，眼泪流了下来。

1989年12月，《我忆巴金》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田一文在此前两个月就因脑血栓猝然离世。

出版《我忆巴金》的龚明德回忆，1991年新年，他赴沪拜访巴金。当他介绍“巴金研究系列丛书”的出版情况时，巴金问：“田一文看到他写的书没有？”话一出口，巴金的眼眶湿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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