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曾有人评萧红《生死场》：辞句上欠修饰

许鞍华的一部《黄金时代》，尽管票房惨淡，却成功地让萧红这个原本颇为冷门的女作家成为了一种热门现象，凡“文青”“小资”言必称萧红，人人莫不以谈《呼兰河传》《商市街》为荣。然而，这位命运多舛、才华横溢的女作家，一部电影、三两本作品、几篇影评，或许都不能让你了解一个真正的萧红。喧嚣过后，静下心来，选取几则当年的关于萧红作品的书评，从一个新的角度，试着感受她吧。

萧红生前结集出版的作品并不算多，《生死场》与《商市街》，就算是1930年代中国文学青年们尚能看到的代表作了。

在1936年的《清华周刊》上，就刊载有这两部萧红代表作的书评，应当是当时最早发表出来的萧红书评了。这两篇书评，从青年读者的角度，给予了萧红很高的评价，对这位时年25岁的才女颇为赞赏。此外，在第四十四卷第二期、第四十五卷第六期，在这两篇萧红书评前后，尚有对萧军《八月的乡村》、《羊》的书评，也都提到过萧红，也都是将萧红、萧军的作品并列，来加以比较研究的。也由此可见，萧红成名之早，并不仅仅在于鲁迅等文学导师级人物的单方面提携，并非只是小圈子里的友朋追捧；而是在同时代青年读者中产生了共鸣与反响，且已拥有一定量级的“群众基础”了。

《生死场》 瑕疵不掩作者热力

1935年12月，《生死场》初版发行，四个月后，书评即面世了。署名为“石”，发表于1936年4月的《清华周刊》（第四十四卷第一期）上的书评，对《生死场》的评价，在鲁迅与胡风之外，又别开一番生面。书评者开篇即强调说：

《生死场》“写的只是哈尔滨附近一个偏僻的村庄”（胡风读后记语），但它“预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鲁迅序《八月的乡村》语）。这就是《生死场》，也就是今天的中国。

显而易见，书评者把《生死场》的文学与社会学价值拔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即不但将其视作中国农村生活现场写真版，更将其视作中国未来命运的寓言式作品。这里引用到的鲁迅评价，当然至关重要，但有意思的是，这是将鲁迅对萧军作品的评语挪用过来的；与此同时，在后来对萧军《八月的乡村》、《羊》的书评中，书评者们又都不约而同地将萧红作品的特点拿过来相互比照。看来，萧红、萧军对中国北方农村生活的描写，的确是有某种共性的，的确是对那个时代的青年读者们都有着相似的吸引力罢。

这种吸引力，源自何处？当然，这不完全是来自于萧红的文学天赋与写作技巧，而主要的更来自于国难当头之际的民生想象与时事关注。众所周知，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在迅即沦陷的中国东北地区，当地民众的实际生活状况，都一直在日本侵略者及其汉奸伪政府势力的封锁之下，鲜为外界所知。而这一时期对沦陷区民众生活的描写，不但被日伪势力视为“禁区”，国民党当局也对此讳莫如深，在“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驱使之下，对沦陷区状况有意无意地加以掩盖。在这个沦陷区与外界有如隔世的特殊的“真空时代”，萧红作品的可贵，正在于第一时间第一现场般的将这些“禁区”一一揭示了出来。这篇书评的末尾，对此就颇有戚戚焉，文中这样写道：

读了《生死场》后，也许你嫌它结构粗松，辞句上欠些修饰，这都是的。尽管有这些瑕疵，也掩饰不了作者的热力，我们今天听不见一点东北弟兄的消息，有多少血和肉，都悄没声音的轧成了尘土，萧红抢着用快镜摄下来这一片段，看起来虽然有点血迹模糊，却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心头了。

《商市街》 一幅素朴的生活图画

如果说，《生死场》可以当作一部现实可信的报告文学作品来看待，具备了颇能满足当时国人关注国难时局的“现场感”；那么，带有浓厚自传性质、笔触更具文学个性的《商市街》，还能够打动1930年代的大学读者、文艺青年们吗？再来看，另一篇署名为“秋隼”，发表于1936年12月的《清华周刊》（第四十五卷第九期）上的书评，其对《商市街》的评价，仍是一见倾心式的肯定与认可。《商市街》是1936年8月初版的，也同样是新书上市后四个月，书评迅即面世。书评者开篇即这样强调说：

《商市街》，名为散文，实是一幅素朴的生活的图画，这幅图画与普通图画之不同处——普通的图画用的是点、划、线条，或彩素；而这幅图画，用的则是文字罢了！

全书不到二百面，包含三十八个短章，连合起来，做成一对爱人约有二十个月的生活记录，这种生活本身，完全是一种新的，但是清苦的；爱着的，但是切实的；孤伶的，但是有朝气的生活。

从这样的开篇语来看，与萧红同时代的读者，不但接受了她战地快照般的纪实笔法，也同样接受了这个作者本人的生活状态及其写作方式。除了对萧红、萧军这对患难伴侣的爱恋感到新奇与惊诧之外，那种艰辛生活环境之下的写作本身，也让读者对此更为惊奇与关注。在《商市街》中，那种同时代读者已经腻味了的悬在人间之外的罗曼蒂克趣味消失了，那种平铺直叙的纯粹纪实的第三人称视角也退居幕后了，让读者体味到的只是一种缓释却永无休止的、更加深入触及灵与肉的、死神与爱神并肩而来的生存本身的危机感。为此，书评者总结出了《商市街》的三大特点，可以说是给出了三处直指人心的导读关键，如下：

一、亡国奴的惨痛。是真实的，一点想象的成分都没有的。

二、文学和生活的绵密的渗透融和，已臻至极致。同时使我们可以深切的了解到，文学是怎样离不开生活而独在，和它反映生活的力量，和一般过着书斋生活，埋头在古籍中的人们，与创作关系，是怎样渐次绝缘的。

三、地方色彩很浓厚，哈埠的青年人，和哈埠的背景，直透露在纸上。

显然，这篇书评较之前的那篇，更进一步的肯定了萧红的文学水准与写作立场。《商市街》之所以能更打动读者，正在于作者亲历亲感，笔下的“文学和生活的绵密的渗透融和，已臻至极致”。这是来源于萧红那段不可复制的、本身就极具传奇色彩的生活经历。

1931年，萧红一家在经历了解除婚约与法庭败诉的种种挫折之后，名誉扫地，不得不举家搬迁至阿城县（现哈尔滨市道外区民主乡）福昌号屯。当年10月，萧红逃至哈尔滨，不久，却又与追随而至的未婚夫汪恩甲同居。半年后，几经波折，萧红怀孕，临产期近，汪以回家取钱为由，弃她而去。由于两人欠下旅馆费用颇多，被旅馆老板扣作人质，失去自由。她写信向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裴馨园求助，自此交识萧军。1932年8月7日夜，萧军趁松花江决堤洪水泛滥市区之际，救出萧红。不久，她住进医院分娩，孩子生下即送人。出院后，二人开始共同生活。同年11月，两人又搬到道里商市街25号。《商市街》这部抒情散文集，写的就是那段时期的生活。

在哈尔滨，“商市街”只是一处街道名称而已。当然，这又是一条注定要名声大噪的街道，因为萧红，因为这本《商市街》。署名为“秋隼”的书评者，似乎对东北地区的风土人情也颇为熟悉，也因之对这本《商市街》最早产生了由衷的共鸣，否则也不会发出“地方色彩很浓厚，哈埠的青年人，和哈埠的背景，直透露在纸上”这样的赞叹来。据查证，署名“秋隼”者，应该是赵德尊（1913-2012），1930年代清华“左联”小组领头人，曾将其清华就读期间文稿结集出版，名为《秋罗集》，在《秋罗集·自序》中就自称用过“秋隼”这一笔名。赵德尊是辽宁省辽中县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外语系。1933年夏至1937年6月，在清华大学外文系学习，193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任中共清华大学“左联”支部书记、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北平市学委秘书，全国民先总队部党团组织委员，参与组织“一二·九”运动，曾被捕入狱。1949年之后，历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等职。

《清华周刊》 助力萧红成就“黄金时代”

由此可见，萧红的文学作品，在当时不但获得过包括清华学子在内的青年读者的青睐与喜爱，也一直受到包括从鲁迅到赵德尊这样的左翼文学群体的关注与研究。她在文坛的一举成名，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的。她那短暂的“黄金时代”，也是在那个国难与人祸并举的特殊年代中，在多方力量参与中，得以造就。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清华周刊》刊载萧红书评，对扩大其知名度与影响力，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创刊于1914年3月，至1937年5月抗战爆发而被迫停刊，共出版676期的《清华周刊》，虽是学生刊物，在中国文教界、文化圈、文艺界中却独具号召力。闻一多、顾毓秀、梁实秋、周培源、梅汝璈、贺麟、蒋南翔等都曾担任过该刊主编、经理等重要职务，并发表了不少文章；胡适、陈寅恪、钱穆、冯友兰、郑振铎、陶希圣、俞平伯、钱钟书等，当时已为“名流”的前辈学者，或后来成长为“名人”的晚辈文士，也均在该刊发表过名篇佳作。这一独具魅力的大学生刊物，无论是在校内还是校外，都产生过深远而持续的社会影响力。可以想见，关于萧红的书评，两次登载于该刊之上，也必将在北平的文教界产生一定影响。萧红其人其作品，当时已“花开”于清华园内，之后又“香溢”于大江南北，或就正应其时，顺理成章了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