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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各国硬币的形状大同小异,多数是圆形的,极少数为多边形或圆形加“木耳边”,中间打孔的硬币,仍在使用的据说只有5种而已,其中黎巴嫩和丹麦两国的三种打孔硬币和中国钱币素无渊源,而日本的两种——5日圆和50日圆打孔硬币,则多少和中国钱有些血脉瓜葛:它们的前身是日本二战前发行的十钱打孔镍币,而十钱镍币的前身则是打孔机制铜圆,说到机制铜圆,这血缘可就有些乱了。
明治元年(1868年)9月,日本设立造币局,并宣布实行银本位制;明治三年(1871年),日本在大阪设立机器造币厂,开始生产新式钱币,但最初只制造机制银元;次年5月,日本政府宣布规范币值,将硬币分为金(20元、10元、5元、2元、1元共5种)、银(50钱、20钱、10钱、5钱共4种)和铜(2钱、1钱、半钱、1厘共4种)三等,其中铜硬币,即中国近代耳熟能详的“机制铜圆”了。
中国开始铸造机制铜圆,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广东所铸的“光绪元宝”,面值“一仙”,每一百枚铜圆兑换一枚银元,铜圆的规范化,则是宣统二年(1910年)清廷确认银本位制,并将铜圆定为二分、一分、五厘、一厘四种面值。
由于中国制造机制铜圆晚于日本二十多年,且光绪二十六年的铜圆规范化也带有明显的日本风格(银本位制,铜圆面值分为四种且也是二、一、半、一的划分,等等),不少资料都认定“中国仿效日本推出机制铜圆”。
这其实并不准确。
中国见诸史册的、要求铸造机制铜圆的建议,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江西道监察御史陈其璋上奏朝廷,请求“仿造大小铜圆,以补制钱之不足”,在这短短十三个字中,提到“仿制”和“补不足”,表明,首先铜圆并非替代“孔方兄”(制钱),而只是“补缺”,其次,铜圆早已有之,所建议的不过是由清方自行仿制而已。
当时在中国、尤其华南已有约定俗成的兑换率,因此事实上机制铜圆早就是“半合法货币”了。光绪二十六年广东铸造的“光绪元宝”被法定和“当十”的圆形方孔钱等值,而货币上不仅有当时规定必须有的汉字、满文,也有英文,直到宣统二年规范币制才取消英文,这恰表明了中国机制铜圆的“血缘”——不仅形制仿造当时英属香港使用的铜硬币,甚至连机器也是从香港引进的。
和广东省一样,日本大阪机器造币厂所用的铸币机,同样系从香港引进(明治三年即1870年,购买了英属香港造币厂全部设备),其铸造的金、银、铜三种材质货币,几乎都能找到港英的“血脉”。
由此可见,尽管中日两国在近代推行机制铜圆方面“闻道有先后”,且中国当时在维新过程中不止一处取法日本,但机制铜圆方面,日本却不是中国清朝的“老师”,两者只能算是师出同门的“师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