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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高林
(四)文明在战争洗礼、朝代更替中升华夏、商、周时期,文明的标志主要是大禹治水。“禹治水,壶口始。”大禹为轩辕黄帝的玄孙,治水患,分九州,启社稷,建立了最早的社会组织模式。延川有禹居,宜川有更多的大禹遗迹。治水由堵变疏获得成功,九州安澜,其对后世的影响不仅仅在治水本身,而对社会管理方略也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意义——民意宜疏不可堵。
春秋战国时期,延安对整个国家的关系似乎不大。春秋时期延安属魏国,吴起曾经镇守,春秋五霸的对峙,战国的七国争雄(齐、楚、燕、韩、赵、魏、秦),延安已属秦上郡。
秦灭六国统一中国,为北方征战修筑直道(驰道),由咸阳淳化(甘泉宫)到内蒙阴山下包头市境内,沿延安境内的子午岭北上,遗迹仍在。延安百姓为秦直道的修筑付出了重大的代价。秦始皇派大将蒙恬镇守上郡(今绥德),派太子扶苏监军。秦直道首先发挥了其在军事上的重大作用,为后来的汉、唐王朝在军事上控制北方奠定了基础。然而,其不仅仅是一条用兵通道,同时它也将关中的帝都文明辐射到了陕北,乃至蒙古草原,推动了延安乃至陕北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进程。秦直道测设和桥梁等修筑的科技含量也成为后人的研究课题。客观上它也成为沟通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一条纽带。
西汉时期,匈奴骑兵频繁南下侵扰,直逼长安。汉文帝刘恒派丞相灌婴率重兵镇守高奴(今延安)。汉景帝刘启派飞将军李广镇守上郡。汉武帝刘彻,改变战略,率数十万大军沿秦直道北巡征战,凯旋而归。文景之治时期,在塞下“募民迁徙,屯田筑城”,
使延安出现了“阡陌相连、市井相望”的繁荣局面,历史上曾称“新秦中”,意为可与关中繁荣媲美。汉代的和亲策略也起到了安定边关、休养生息和民族融合作用。受益最大、最直接的就是延安百姓。汉高祖刘邦初期,国力不济,与北方匈奴屡战屡败。朝中有人建议,不如和亲休战,选一公主嫁给冒顿单于。吕后不舍鲁元公主,就另选一刘姓女子为公主远嫁,缓和了战争。其实在边界,汉匈边民之间早已通婚联姻。到汉元帝刘奭(shì)时,昭君出塞及后来的几度和亲;东汉末年,文姬归汉,都将汉文明传播到草原。汉以来的和亲策略断断续续,一直到唐代,文成公主进藏与松赞干布和亲。这些都是民族团结和睦的佳话。
东汉光武帝刘秀(25年)定都洛阳,延安的战略地位没有以前重要了,但战事袭扰仍然没有中断。
魏、晋、南北朝时期,延安战事不断,百姓倍受战乱迁徙之苦,《木兰辞》便为见证。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大夏国,修筑统万城,建都称帝,南下攻战,在延安修筑丰林城。城池易守难攻,北宋沈括考察后认为后世应效法。
到唐代,鄜州作为唐长安的北方重镇,
先由尉迟恭(敬德)镇守,经济、文化、社会相当繁荣。特别是宗教文化的发展至今留有许多遗迹,寺院多,佛塔多且规模大。延安作为鄜州以北的第一屏障,也受到各方面的辐射影响,嘉岭山的宝塔始建于唐代宗(李豫)大历年间(766年)。
公元960年,赵匡胤河南陈桥驿兵变,建立宋朝,结束了残唐五代十国近百年的分裂局面。宋初麟州(神木)杨家将抗辽,传为佳话,延安成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侵扰的坚强堡垒。特别是宋夏战争,持续80多年。党项人李继迁,先在统万城(当时称夏州),后迁灵州(今宁夏临武)。宋太祖兴国九年(968年),宋军偷袭夏州,俘获继迁老母、妻小,押解保安(今志丹),朝中皆议抄斩。宰相吕端力排众议,求皇上善待李氏家眷,以期逼继迁议和,一度缓和了战事。继迁子李德明继位,期间曾与宋修好称臣。德明子元昊(有些史书为赵元昊)执政后,于宋仁宗1039年在兴庆府(今银川)称帝,立西夏国。屡次发兵攻打延州。三川口(今枣园一带)会战,延州损失惨重。时值正月,夏军粮草不济,退兵。后下书诈和,麻痹宋军。夏军突袭延州,险陷。范仲淹因《答元昊书》遭贬。
以韩琦、范仲淹、庞籍、沈括为代表的一
批文韬武略的雄杰先后任延安知州、知府。这些官员来自不同地域,带来了各具特色的先进文化,为延安本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宋钦宗(赵桓)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攻陷汴京(史称靖康耻),几经周折迁都临安(今杭州)成为流亡朝廷,史称为南宋。在巩固维持南宋政权的战争中,功劳最大的“中兴四将”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四人中两人来自延安府:韩世忠(绥德)、刘光世(保安),还有两名战将解元(保安)、李显忠(清涧)。可以说南宋能艰难维持,主要靠延安籍将领抗争。遗憾的是中兴四将及李显忠被以秦桧为首的主和派排挤。先后削去兵权,韩、刘、李先后郁病而亡,南宋随之被元朝所灭。宋南渡后,延安已谈不上防御,先后被金(女真族)、元(蒙古族)所占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