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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媳妇盖房,大家帮忙”。在陕西,农民的房子,往往是一生成就的象征。耗费大量财力物力,建一院小楼,得一方“面子”,在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依然是许多农民的最大愿景。然而,随着“空心村”问题加剧,越来越多的农村住房被闲置。房子成了乡村最后的守望者,寂寞而冷清。
农村建房成本多高?
汽车驶过蓝田县辋川镇支家湾村并不宽阔的公路,两边整齐树立着一排农房,很多房子窗户紧闭,大门也锁着,常住的人并不多。村头一座在建的新房格外显眼,远远便可听到水泥机搅拌砂石的声音,几名工人正在砌砖,一个清瘦的身影里里外外跑个不停,和工人们说着比划着,他就是这栋房子的主人——李志。
从天蒙蒙亮忙到晚上收工,既要联系运输材料,又要检查做工细节,盖房以来老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因为盖新房是李家的“大事”,虽然辛苦,但老李觉得很值。“你看到旁边那个房子了么,多漂亮,我家就是照这个样子盖的,现在还没封顶,比以前的房子大多了,三层九间房,娃娃们以后回来住宽敞得很。”今年65岁的李志是位地地道道的农民,他的两个儿子都在杭州打工,并已经在那边成家,一般过年才会回来,平时家里就只有李志和老伴两个人。
按估算,老李这栋房子大概有300多平方米,花费至少需要30万元,而30万元对于一个平时靠种地和在镇上干零工的李志来说绝不是个小数目。“现在人工非常贵,30万中有11万多的人工费。地就是自家的宅基地,以前的房子旧了,和孩子们商量了下决定重修,这些年我攒了10万多,两个儿子在杭州那边通过向单位借款凑了20多万,将来再慢慢还吧。”说到这儿,老李的语气有些沉重。
支家湾村地处秦岭山区,平整的土地并不多,宅基地的划分管理严格,多数村民盖房会选择“拆旧盖新”的方式,即把旧房先拆了,在原地盖新房。支家湾村现居住村民120户,约400口人,他们的房子构造大多和李志家相似,普遍是独栋三层,面积至少在300平方米以上。尽管每家房子的面积都不小,但对村民们来说,似乎还是不太够。村里头,“房挨着房,墙靠着墙”,两栋房子之间的间隔几乎没有,盖得都很满。
采访中,老李告诉记者,关中人盖房有个习惯,自家的房不能比邻家低,至少要一样高,谁家房子修得好,其他人家就照着样子盖。而村里耕地少,很多人都外出打工,有的全家都搬出去了,房子都闲置着,逢年过节才会有人回来。
专家点评
廉高波(西北政法大学应用法学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2012年至今,西北政法大学应用法学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组织了百村土地调查团队,先后在关中、陕南、陕北三地的七个县100个行政村进行了农村土地利用现状、农民建房的深度访谈工作。
我们大致核算过农民建房的成本,其中陕南最高,陕北次之,关中相对最少,分别约在20万元、18万元、15万元。原因在于陕南农民盖房攀比性强,多盖的是两层戴帽楼房(戴帽指楼房上面有防水遮阳的瓦),但是二层多数闲置未用,甚至新建二层在四五年内才能支付装修费用;陕北农民盖房普遍为一层戴帽砖房,主要是建房的人工费较高;关中农民盖房多为一层砖房不戴帽,但是建筑材料成本较低,现在盖二层甚至三层的多了,成本随之加大。多数村民盖房耗尽其毕生积蓄,甚至建房所借贷款需要还上五六年才能够还清。
农村建房占地多大?
距支家湾村不到15分钟的车程,就是蓝田县玉川镇董家岩村,和支家湾村相比,这里的景象有些“荒凉”,房屋少有三层的,外观也都很陈旧,不少房子的外墙漆早已脱落。村民李凤梅的家就位于村口,这是一栋典型的老式关中民房,房子一层的两个小窗户敞着,已经没有了玻璃,十月份的山区早已寒意浓浓,冷风也就径直从小窗吹进屋里。
李凤梅家的房子是1999年盖的,两层四间房,加上一个单独的灶房,面积约200平方米。“房子都十几年了,当时花了8万多盖的,问别人家借了好几万,去年才把钱还清。楼上两个房,一个儿子一间,他们都不在。有个孙子在辋川上学,每天晚上回来,家里就住我们爷孙三个人。”
董家岩村是玉川镇的贫困村,村里230人中常住的只有七八十人,且多是像李凤梅这样的老人。村里的耕地很少,没有产业,多数年轻人都已外出打工或者做些小生意。李凤梅的两个儿子分别在蓝田县和西安市上班,儿子们的收入也仅仅能满足自身的消费,补贴不了家里。平时家里就靠着李凤梅的老伴在镇上干零工的收入维持,“我们都六十多岁的人了,没有地种,出去打工也干不了,镇上有活就去干点,挣的钱刚够吃饭。”李凤梅说道。
盖房花的钱算是李凤梅和老伴一辈子的积蓄了,她家再也拿不出钱来修缮现在的房子。尽管如此,李凤梅依然乐观地说:“现在修不了也没事,等孙子长大了让他重盖。如果将来能挣点钱的话,我最想把房子先收拾下。”
董家岩村村支书孙宏昌给记者算了笔账,他说:“现在我们这儿盖房成本大概一平米1000多元,最贵的是运费和人工费,所有的材料都要从外面来,光运费一项就得两万多,人工至少需要10万元,加起来就相当总花费的三分之一左右,一般盖两层毛坯房花20万,算上装修买家具就更多了。我们这经济不好,盖房对多数村民来说是不小的负担,村民在外面挣了钱,都会想着回来把房子再装修下或者重新盖,大家都希望房子能更好些。”
对于农村建房的宅基地占用情况,孙宏昌说,现在无论哪家盖房都要报批镇上的土地管理所,增加面积需要审批。辋川镇长王涛说:“农村的建房基本都不会批新宅基地,也不允许私自开山挖山,所以农民现在盖房以翻建为主。虽然盖房增加了农民资产,但是死资产,如果宅基地、农房能够确权后进入市场,就能提升农民收入,甚至可以抵押贷款,盘活农民资产。”
专家点评
廉高波:农民建房占用土地情况陕南和陕北关中略有不同,其中陕南和陕北农民宅基地一般是四间(四分地,约267平米),关中农民宅基地一般是三间(三分地,约200平米)。因为农村人口高峰期所生的子女陆续分家,所以可使用宅基地面积越来越少,农村原有的打麦场、废弃的村级小学等集体用地均被分配给农民个人使用。除此之外,村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随之不断调整,大量的基本农田被划做集体建设用地分配给农民个人。另外一方面,因为生活条件的逐渐改善,为了交通上更便利,一些农民将房子从村内逐渐向路边新建,但是旧房并未按要求拆迁,或者闲置,或者留给年老的父母居住,致使一些村庄由于事实上的一户两宅出现了新村和旧村并存的宅基地占用情况。
农村闲置房子多少?
每逢节庆周末,只要工作不忙,徐磊就都会坐上从西安到乾县的大巴车回家。上大学开始到现在,他在家住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用徐磊自己的话说,这十来年,一直在外漂着,家很大,但回不去。
今年27岁的徐磊还有一个在咸阳上班的弟弟,平时也很少回家。徐磊告诉我们:“老家的房子是2010年盖的,院子前后两栋都是二层,房子有12间,因为家里是两个男孩,父母就想着分开盖,一人一栋。那年刚好赶上建材涨价,一平米算下来花了将近900元,那时我刚上班不久,弟弟还在上学,我俩都没能给家里帮上忙,盖房的钱主要是父母早年做建材生意积攒下来的,当时经济压力确实很大,想想父母真的不容易。”
徐磊家的房子离县城很近,交通便捷,尽管已经建好四年,但房子看上去很新很漂亮,各种现代化的家用设施也很齐全。每次回家,徐磊总会碰见几个自己不认识的房客,然后寒暄介绍自己,这有时会让他感到很不自在,“但也没办法,房空着挺浪费的,能够出租也有一笔收入,我俩又不在家,招个房客父母也没那么孤单,还是很不错的。盖房的时候我和老人说过没必要花那么多钱盖大房子,也不经常住,他们可能有自己的想法吧,村里的风气就是这样。”
在徐磊老家,他这一代的人基本都出去了,很少有年轻人会留下来。这里有很多房子闲置,地段好的可以出租,地段不好的房子就只能锁起来。“父母这代人勤俭持家了一辈子,平时很节约,但只要说是盖房装修,花钱从来不会犹豫。现在生活条件好多了,我也经常劝父母要改善生活,可他们觉得把钱用在房子上就是改善生活,房子盖的好了,心里踏实,也会有面子。”徐磊说,“我的很多同学都把父母接到西安住了,我将来也想接他们过去,那样的话老家的房子就是个麻烦事儿,父母肯定放心不下。老家的房子确实比我在西安那套90平方米的房子大得多,但我得工作得发展。希望我们县能发展得快一点,说不定有一天我就回来了。”
在农村,很多房子成为了徐磊们的“驿站”,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开,留下房子孤独地守着这片土地。农民住房空置在农村已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我省农村房屋空置率基本在10%以上,而陕南地区最为突出,关中次之,陕北较少,陕南地区的农民住房空置率有时候可以达到20%以上。农村的房子留不住人,其实是留不住人心。
专家点评
屈志勇(陕西省人民政府研究室副巡视员):由于农村人口大量进城,村庄出现人走房空、人走村空的“空心村”现象,占宅不用、建房不住的不经济格局随处可见。关中地区许多“空心村”虽历经建设,村容村貌有所改观,但缺乏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是个普遍现象,这给留守人口的生活、教育、医疗、养老、治安等带来诸多不便,形成留守族困境。在更好的居住方式选择中,有39.5%的农户愿意集中住进新型农村社区的楼房,而43.9%的农户则愿意保持宅院式的居住现状,只有16.6%的农户表示“说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