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伽蓝记：让康有为深陷“盗经”漩涡的卧龙寺

卧龙寺（资料图）

“伽蓝”——意为僧院，即梵语“僧伽蓝摩”的略称，是佛寺的统称。北魏时期的杨衒之曾以《洛阳伽蓝记》为题，记录了洛阳佛教的兴盛。作为中国佛教另一大重镇，西安，乃至整个陕西，同样拥有着深厚的佛教文化。这里寺院佛塔林立，八大宗派六个都在陕西。从古至今，大批的高僧大德活跃于此，也留下了不少轶闻佳话……

姑且也以“伽蓝”为题，在一千多年之后，在第二十七届世界佛教徒联谊大会来临之际，西部网推出系列报道，以历史遗存和佛教人物为线索，探寻三秦大地上不为人知的佛教故事。

作者：敬泽昊

在西安文昌门内坐落着一座古寺，相传建于东汉灵帝时期，隋朝命名为福应禅寺，唐朝则更名为观音寺，直到宋太宗时才定名为“卧龙寺”。

和同城的多座皇家寺庙、宗派祖庭相比，卧龙寺或许籍籍无名，但在民国初期，这座寺院却让大名鼎鼎的康有为陷入了舆论的漩涡之中，在陕西被扣上了“大盗”的恶名。

康有为深陷“盗经”漩涡

事情要从1923年11月康有为受邀到卧龙寺演讲说起，在参观寺院时，康有为无意间发现一部明代御赐《碛砂藏经》。在这部经书被发现之前，中国曾经一南一北保存着另外两部，只可惜分别毁于太平天国起义和民国初年的战火之中。

作为版本鉴定大家，康有为自然知道这部经书背后的价值，爱书心切的他，当即向寺院主持定慧表达了自己的购买意向。他说自己恰好藏有另外半部《碛砂藏经》，希望能够完成合璧，好让更多的国人阅读，并研习经书要义。

继而他又提出，愿意用自己收藏的北京内府佛藏经、和同园藏经、商务印书馆续藏经各一部进行交换。定慧经不住康有为的死磨硬套，最终答应了他的要求，并签订了协议。

12月30日上午，康有为派人通知卧龙寺，声称已经订好经柜，即日前来装运。但不知为何，当天晚上便带着车辆，从住所中赶到卧龙寺搬运经书。由于太过突然，遭到了定慧的阻止。

《新秦日报》的一位记者当时恰好在场，第二天便将该事登诸报端，在陕西士绅中产生了巨大的震动。

风波之后佛经被妥善保护

陕西士绅之立即与康有为进行交涉，要求归还经书，给出的理由是这部经书“保管多年，殊非易易，虽为该寺所有，实为敝省古物，不特外人不能轻易挪去，即该寺和尚亦不能轻易赠人。”更有激动的士绅，作对联讽刺康有为“盗经”的行为，张贴在其住所之外。

但康有为的态度却非常强硬，因为他自认手握协议，打官司也不吃亏。其弟子邓纲重甚至放出大话：“此经如坚阻不准运，宁愿付之一炬，决不璧还。”

不过就在此时，康有为在西安期间其它不光彩的事情，也被媒体一点一点挖掘出来。如《申报》当时就这样报道：“（圣人）至各廊宇寺观，见其稀奇古玩，每每取之而去……近据调查所得，康氏先将西城腊马寺铜佛三尊取去，腊马僧叩首求免，至于见血，终不璧还，继又将与善寺铜佛一尊、六朝古砖一块，强携以去。”

面对群情激奋的陕西士绅，以及媒体的曝光，康有为不得不归还经书。但卧龙寺的僧人却坚称，归还的经书有部分遗失。至于康有为是不是“携经私逃”，由于空口无凭，陕西士绅也不好追究了。

康有为究竟是“盗”还是“买”，他又有没有“携经私逃”，由于双方各执一词，已无法说清。不过正是因为这次风波，这部经书开始受到国人关注。并于1924年由卧龙寺移交给了陕西省立第一图书馆。1935年在朱庆澜、叶恭绰、丁福保等人的大力运作下，终于得以影印出版。

该部经书目前藏于陕西省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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