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北京公交价格调整:听证会只听涨缺合法性

　　“为什么听证会只讨论怎么涨价而不讨论应不应该涨价?”“为什么参加听证会的消费者都是推荐产生而不是随机选择?”……时下，水、气、采暖等许多公共产品在进行价格调整时，都会进行听证。可是，听证越来越多，公众对于听证的信任度却越来越低。

　　我们当前的听证出了什么问题?听证制度如何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日前，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小军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

　　中国青年报：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您怎么看有些地方的公交地铁价格调整?

　　杨小军：价格调整的理由之一是，政府对公交地铁的补贴太多了，已经不堪重负，为了给政府减轻负担，应该涨价。然而仔细分析，这个理由似乎站不住脚。公交地铁属于公共交通，是政府应该提供的最基本的公共服务，政府的钱最应该花在这方面。在该花钱的地方花钱，怎么能说是不堪重负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的问题归市场解决，政府的问题归政府解决。对于公交地铁这类公共产品来说，它更大程度上不是市场问题，而是政府的问题，所以政府有责任负担起主要成本。

　　中国青年报：关于有些地方价格调整的听证，公众有一些质疑，指出参加听证的人大多是由推荐而非随机选择产生，还有只听证怎么涨价的方案，不涉及该不该涨价。您怎么看这些质疑的声音?

　　杨小军：公众的这些质疑可谓一针见血。通过一些价格调整听证的具体安排不难看出，有关方面其实是想结果可控，所以才特别规定了听证的内容和人员。也就是说，在举行听证前，有关方面已经确定了要涨价这个大方向，不希望在听证这个环节出现太多反对的“杂音”。

　　如今，许多公共价格听证都陷入了一个“凡听必涨，凡涨必听”的怪圈。听证前，政府有关部门早就定好了要涨价的决策，只是在具体怎么涨价的问题上，稍微征求一些公众意见。至于听证，更多时候只是一个让决策看起来更合法、更民主的装饰品。

　　中国青年报：只就公共问题的一部分进行听证、参加听证的人员只推荐产生而非随机选取，这些做法违法吗?

　　杨小军：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涉及公众利益的重大决策，政府应该举行听证，可是对于具体哪些事项应该进行听证，法律并没有进一步明确。而在参加听证人员的选择上，法律将“自愿报名、随机选取”作为主要方式，但也规定相关组织可以推荐。所以说，只就公共问题的一部分进行听证、参加人员只推荐产生等做法，并不违反现行法律条文。

　　但是，不违反具体的法律条文，并不等于不违反法律的精神。法律中写进听证制度的本意，是为了让公众能够充分参与公共决策，对涉及自身利益的事情做主。按照这个本意，一个好的听证制度，应该有可能对政府提交的方案给予否定，而非每次都赞成。以听证的内容为例，只对怎么涨价这一个小问题进行听证，而不去听证应不应该涨价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不是法律的本意，明显缺少合法性。

　　实际上，也正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许多听证从根本上缺乏法治精神，才会失去公众的信任。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看到所谓的听证，每次都是讨论那些相关次要的问题，核心问题都被“隐藏”起来，几次过后，大家自然不会陪你玩了。

　　中国青年报：如何解决价格听证在实践中的合法性缺失问题?

　　杨小军：首先，在听证之前，有关方面应该拿出需要进行价格调整的充分证据。比如公交地铁涨价，你应该先拿出详细的，且经过第三方审计机构审计过的公交地铁运营账本，让老百姓看到钱是怎么花的。如果钱花得合理合法，那么可以继续讨论要不要涨价;如果钱花得不合理，那么就免谈。

　　其次，应该修改法律，细化法律的具体规定，让执行者无法做出与法律相悖的行为。比如在关于价格听证的内容上，法律就应该明确，该不该涨价应该成为听证必须要有的内容;而在参加听证人员的选择上，除非遇到极少数特殊情况，都应该随机产生。

　　最后，听证的过程应该是全透明的，让所有关心的公众都能够看到。现在许多地方一般会在听证会结束后发布所谓的听证实录，但很多时候，这些实录并不完全真实，很多是经过领导审阅、修改过的。真正的实录是应该在听证进行的同时，让会场外的公众看到、听到，并发表意见。现如今，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网络投票、讨论等方式完全可以做到。

　　中国青年报：法律规定得再细，也会有照顾不到的地方。在法律之外，如何保证听证制度落到实处?

　　杨小军：这需要我们切实推进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切实保证协商民主的落实。习近平主席强调，协商就要真协商，真协商就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通过各种方式，在各个层级、各个方面同群众进行协商。听证制度正是一项保证协商民主得到具体落实的关键性法律制度，一些政府部门不能选择性听证，或者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打扮”听证制度。

　　中国青年报：一些政府官员担心，耗时过长、内容庞杂的听证可能会降低决策效率。这种担心必要吗?

　　杨小军：如果只比决策的速度，民主决策肯定比不过一两分钟就能拍板的领导“一言堂”。然而，政府决策的效率不是指决策的速度，而是指决策的整体社会效果。实践中，慢决策才能快执行，快决策带来的，往往是难以执行或者侵犯他人利益。因为只有慢决策才能充分考虑执行中可能存在的困难，听取并平衡各方面的利益诉求，产生良好的执行效果。为了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政府在决策时应该稍微“慢”下来，踏踏实实、真真切切地走完听证等协商民主的必要程序。本报记者 向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