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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领巾在每个刚上学的孩子心中都是期待的,在《少先队队歌》中,一条鲜艳的红领巾戴在了自己的脖子上,是一种空前的荣誉,令每个加入者兴奋不已。虽然过了快40年,胡晗仍记忆犹新。
戴红领巾成所有同学第一个愿望
45岁的胡晗是1975年开始上的小学,当时就读于西安市杨凌区李台乡小学,胡晗记得那时候,一个班只有20几个学生。说起自己的小学时代,胡晗告诉记者,那时候他们的教室很简单,一块黑板和几张桌椅就构成了一间教室,所有的教室,黑板上方无一例外都是红纸黑字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讲台下面是十几张课桌,木质的双人课桌大约一米多长,长桌连着长凳,没有抽屉,下面一块横木用于放书包,而大家习惯把长长的书包带子挂在课桌两旁,那时候全班同学的书包都几乎一样,是斜挎式的军用书包:军绿色、帆布、中间有颗小五角星,一个书包可以陪伴我们过完小学生活。”胡晗神采奕奕地给记者描述着。
在那个简单的年代里,精神生活重于物质生活,在当时所有孩子的心目中,所以能当上少先队员,就是所有孩子上小学之后的第一个愿望。胡晗是当时他们班第一批被选为少先队员的。那是1977年,那时候在他的眼里,红领巾像国旗一样鲜艳,很神圣,戴上的那一刻心里特别激动,仿佛戴上红领巾,就成了国家的主人似得。
不带红领巾觉得羞愧
“每位少先队员都要知道红领巾的深远意义,它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红旗的一角,有无数少先队员为了维护红领巾的神圣而献出了小小的生命。作为少先队员,要天天戴着红领巾,好好地爱护我们胸前的红领巾……”加入少先队的时候老师如是说,听得我们激动万分。
“我每天都把红领巾戴在脖子上,晚上睡觉前也会叠的整整齐齐放在枕头边。”胡晗说,红领巾戴在脖子上时,它已经不仅是一条红领巾,更是一个梦想。“少先队员”是个光荣的称号,能够戴上红领巾是很多孩子上学后的第一个愿望。
学校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发展少先队员,每个学期都有被发展的机会,成为少先队员的同学戴上神圣的红领巾得意洋。没有被评选上的同学,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在羡慕别人的同时也努力学习,争取机会。若到了五年级还没戴上红领巾,自己也会觉得羞愧。
胡晗说,戴上红领巾,一个无形的东西置入了少先队员的脑中,一种向前的动力,一瞬间,会感觉自己长大了,跟非少先队员们有了区别,自己变成了一个优秀的人,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升国旗的时候,少先队员们昂首挺胸的姿势是最标准的,肃静站立,表情庄重严肃,心里唱着国歌,升上国旗后,脱帽敬礼,目光偶尔斜视一下胸前迎风飘扬的红领巾,激动不已。
榜样力量激励自己不断进步
“我还记得,每年到秋收季节很忙的时候,老师就会要求我们少先队员留下来,一部分帮助生产队捡麦穗,一部分监督防止有人私自带粮食回家,每个人似乎都肩负了一种无形的“榜样”责任。
说起榜样,胡晗告诉记者,那时候他们最崇拜的就是像黄继光、邱少云、雷锋这样的人物,学习雷锋好榜样是人人都会的口号,作为少先队员,他更是要身体力行的做大家的榜样。“由于课余活动也少,那时候我们还喜欢看露天电影,《红星闪闪》《地道战》《地雷战》《冰山上的来客》等,记不清到底看了多少遍,但每一次都让他们热血沸腾。”
1992年,胡晗走上了工作岗位,进入陕西省畜牧兽疫总站开始工作。2010年的时候,因为一直以来的优秀履历,还曾被派到西藏阿里地区支援当地的动物疫病防治工作。据胡晗回忆,他当时因为工作的缘故,走遍了阿里地区每一个乡镇,检查动物疫病的状况。
“阿里位于西藏最西北,距拉萨一千多公里,与印度、尼泊尔毗邻,特别贫穷落后,条件也特别艰苦,而且当地的人口密度很低,几乎就见不到人,但当地农民都很朴实,在阿里待的三年里,对我的震撼特别大。”胡晗说。
如今的胡晗是陕西省动物疫病控制中心副主任,不知不觉已经参加工作几十年,然而回忆起自己的小学生时代,他就像是说起昨天才发生的事情一样,一幕幕像电影一样,在他的脑海里重新演绎了一遍。
本报记者 谢斌 实习生 李梦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