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红小兵】的组织生活

本报讯 （记者宋雨实习生郝丽雯）“红小兵”几乎贯穿了赵先生的整个小学生涯。让他印象颇深的，是那个年代发生在小学生中的权力运作。

少先队变红小兵

赵先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上小学的，那是“文革”时期。赵先生记得，当时全国的小学是没有少先队组织的，有的只是红小兵，与之对应的，在中学是红卫兵组织。

在赵先生的记忆里，红小兵以班级为单位，一个班算一个中队，有中队长，一个年级算一个大队，有大队长。红小兵发红袖章，平时有人戴，也有人不戴，但在参加劳动和集体活动时必须佩戴，作为荣誉和进步的象征。

1972年，已是“文革”后期。那一年，赵先生上小学三年级，他加入了“红小兵”。加入红小兵也是有一套程序的。昨天，赵先生回忆此事，感慨万千：“先要写一个决心书，类似于申请，在教室后面的黑板报上张贴几日，然后由班主任、红小兵中队长认定谁可以加入，加入后红小兵中队长用高亢的声音在全班同学面前宣布。然后老师讲话，我们班当时是个女老师，她提一些要求，讲一些鼓励的话，然后问我们对她提出的要求能不能做到，我们齐声喊道：能！算是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

赵先生说：“红小兵的组织活动受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主要是学习那些似懂非懂的政治文件，喊政治口号，唱样板戏，办墙报，写小评论，做好事等等，主要倾向朝两个方面发展：一是加强阶级斗争观念，用作家韩少功的话来说，就是警察化，整天琢磨着看周围有没有阶级敌人可抓；另一方面是横扫‘私’字一闪念，斗‘私’批修，就是圣徒化。小孩子当圣徒是很认真的。但其中也有变味的地方。我们班的中队长和她组织的一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会议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洁，红小兵中队长，一个小权威

“我当时是班上的学习委员。”赵先生说，“洁是文体委员和红小兵中队长。我一直比较佩服她，甚至有点喜欢她，也有点怕她。”

赵先生说他最佩服洁的是她的镇定。遇事不慌，胆正，目不斜视。“现在看来，洁赢得权威的方式也是深有意味的。她似乎对权力有一种天性的敏感。她首先在学习成绩上令人刮目相看，使班主任老师印象深刻，接着替我们班取得4年级女子60米短跑第一名，我印象中这是唯一的一次，同学们情不自禁地狂欢几乎酿出事端，随后她又别出心裁创办了教室后面的黑板报，以一些拼贴的文字口号式的表态，姿态激进地参与当时的政治运动，如她富有针对性地写小评论，抨击同学中普遍存在的歧视农村同学的现象，不守纪律的行为和勾心斗角影响团结的做法。可她把这一切归结为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在我们班上的反映，使许多代课老师都大为吃惊，自叹不如。”

一次批斗会

权威是不容损害的。对小学生来说也是如此。赵先生就记得班里有个叫小玲的女同学曾试图挑战洁的权威。她运用的武器是怀疑。

洁这么能行，老师为啥不让她当班长呢？

她由说很快演变为行，班里排演文艺节目她因故缺席，理由是身体有病，家里有事，而且纠合两三个同学共同抵制。

洁自然不能容忍她的特立独行。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洁以红小兵中队长的名义召集全体红小兵到位于护城河边她家的大院子里学习，明令不得缺席。这次小玲没敢请假。

大大的一棵树遮着日光，21名戴红小兵臂章的同学围成一个圆圈坐着。会议由洁主持，她先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说我们开个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队会，应该像挤脓汁一样把自己身上的缺点错误挤出去。接着，她第一个做了自我批评，说自己脾气不好，平日对同学关心不够等等。她发言结束，示意左右轮流发言，这里可没有无缺点错误的完人啊。

轮到小玲了，她也顺着做自我批评，说自己有点骄傲自大，目中无人……

她话音没落，洁就开口了：

“我们不仅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还要开展相互批评。我给小玲同学提个意见，她每次排练文艺节目都不参加，不参加集体活动，就是不热爱我们这个团结战斗的集体!”

“我也给小玲提个意见。她最看不起农村同学，好吃懒做，嘲笑别人。”

“她还不是吃她父母的，穿她父母的。＂

“她自我感觉好得很，老子天下第一，眼里看不起班里任何一个人。包括代课老师。”

“她还在手上涂红指甲呢，像个妖精。劳动时偷懒，说参加义务劳动像劳改犯挖土……”

“她有些话是不折不扣的野心家语录……”

批评声中夹带着不友好的议论和嘲笑。

大家七嘴八舌，越说越起劲，队会很快变成了针对小玲的批斗会。

小玲站在那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她哭了，哭得很伤心。

从神情上看，她大概自己也觉得自己恶心。

赵先生说他搞不清楚会议发言是否是提前组织的，但这确实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红小兵”组织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