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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有不少优秀作品,鲜活地反映了当代中国的样貌和国人的梦想追求,不仅受到了国内读者的好评,也日渐得到海外汉学家、翻译家的关注。近日,由文化部、中国作家协会联合主办的“中国当代作品译介研修对接计划”在北京举行。作为2014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作家、出版人和参与该活动的来自世界各国的数十位青年汉学家就“如何引导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更好地在海外传播”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译介人才培养、出版扶持缺一不可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美籍华人艾米的小说《山楂树之恋》,两年间在世界各地卖了18个语种的版权,版权收益将近20万美元。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对外合作部主任刘乔看来,除中国本土作家的作品之外,海外华人作家的作品也同样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这对承担译介任务的翻译家、汉学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些人才的培养速度能否跟得上市场需求扩大的脚步是关键。”刘乔说。
记者采访多位来华访问的汉学家发现,虽然市场前景良好,但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情况不容乐观。一方面是译介人才的不足,一方面是海外出版社关注度不高。“现在翻译和出版中国文学作品的大部分是学术出版社和一些专业出版社,尤其是大学出版社,商业出版公司参与较少,自然也造成了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海外出版的不足。”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主任梁鸿鹰表示。而《红杉林》杂志总编辑吕红则指出,海外出版社趋利性较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若想在海外落地,需要有关部门在市场培育方面投入更多经费。“这些经费一方面用于译介人才培养。文化部的2014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就是一个很值得肯定的举措。另一方面,应该加大对中华文化传播具有影响力的出版社的扶持力度,这也应该包括在海外积极传播中华文化的华人出版社。”吕红说。
哪种题材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海外畅销
记者调查发现,长期以来有两类中国图书在海外市场销量较好:一类是以孔孟典籍、四大名著为代表的具有鲜明传统文化色彩的历史经典;另一类是诸如餐饮、养生、武术等实用性较强的科教类书籍。相比这两类,当代文学作品销量偏低。“有两个原因导致了这种情况:一个是客观方面——文化差异性造成的传播障碍;另一个则是主观方面——写作动机的不同。中国作家写作时往往只重视本土市场的喜好,而普遍不太具有国际视角。”加拿大枫叶出版社社长桑宜川说。他多年调研海外市场发现,外国人偏爱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也分两类:一类是具有宏大叙事视角的历史类作品;一类是重视人文关怀、凸显人性之美的作品。“事实上,当代中国中青年作家在社会阅历和个人文学底蕴方面普遍存在不足,他们的写作通常比较关注当下市井生活、家长里短,而这种作品在海外几乎没有市场。”桑宜川直言。
究竟什么样题材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可以在海外顺利出版并且能获得很好的销量?这些年,中外出版社以及学界也一直在探索这个问题。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李洱看来,这些年,海外出版社在选取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出版时存在两大误区,一是过度看重获奖作品,二是盲目跟风在中国本土的畅销书。“海外市场实践表明,出版这两类书的市场效果都不是特别好。这就导致外国出版社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海外市场不好,形成恶性循环。”李洱说。
加强沟通是更好传播中华文化的关键所在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早年想把在国内的很多当代文学畅销书推到海外。但事与愿违,海外市场并不买账。后来,新世纪文化及时调整了战略,从单独跟出版社做交流转向更多地跟翻译家、汉学家及外国读者直接交流。“当时我们把《狼图腾》这本书推荐给好几个懂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同行,征求他们的意见,以他们理解的角度在不同的国家推广,获得了很好的市场效果。”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黎波说。在他看来,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理解是不同的,应该多加强沟通。“其实海外出版社也特别渴望了解中国的读者人群是什么样,因此深入了解彼此的文化习俗特别重要。其中汉学家、翻译家就是很重要的纽带。”黎波说。
“好作品应该经得起多种文明的检验,如果只经得起一种文明的检验,还说不上是最好的艺术作品。”这条标准一直是中国当代小说家崔曼莉所追求的创作境界。她的一些作品如长篇小说《浮尘》和《琉璃时代》等在中国比较畅销,然而她在2013年受法国大使馆邀请去法国参加国际书展的时候,很多法国出版家却说其作品字数太长,不符合法国读者的阅读习惯。这一现象引起了崔曼莉的反思。“每个作家都肩负着向其他国家传播本国文化的责任。因此无论是前期创作层面还是后期译介层面,必须综合考虑国外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兴趣点,以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能更好传播中华文化的作品。”崔曼莉说。
记者 许亚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