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夫妇创建“唐都新碑林”

与石头结下不解之缘

唐都新碑林博物馆坐落在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考古探索中心单体楼，面积近300平方米。馆内陈列着百余通石碑。记者看到，其中既有欧阳询《九成宫》《怀素千字文》等古碑，有些堪称孤碑、绝碑，也有李鸿诚和印建幸夫妇创刻的一系列新碑。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不时有游客前来参观，作为馆长的印建幸会抽空给他们当“导游”，做讲解。

面对这座新落成的博物馆，李鸿诚和印建幸夫妇感慨万千。

李鸿诚出生于1945年，6岁开始学画，从小就表现出很高的绘画天赋。他少年时的创作，常常被人当成成年人的作品。但李鸿诚的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曾是国民党的文职官员，因此解放后坐过五年牢。在这个背景下，由于出言不慎，16岁的李鸿诚被作为“递补右派”送去劳教了两年，此后他长时期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上世纪八十年代父子平反）。劳教结束后，李鸿诚被安排在铜川的一个矿上工作。1972年，他的绘画才能得到了一次显露，在当年的广交会上，他创作的工笔画《万绿丛中一点红》为国家创汇1200美元，李鸿诚说：“这笔钱当时可以买600辆自行车。”在这期间，李鸿诚开始跟国画大师康师尧学画。康师尧对他非常器重，李鸿诚说：“当时在进西安非常难的情况下，康老师把儿子回西安的表格让我填了。”这番“让子及弟”的师生情在画界被传为美谈。

从铜川来到西安后，李鸿诚进了一家玉石雕刻厂。此时，李鸿诚结识了康师尧的“女弟子”印建幸。印建幸1954年生于上海，后随父母支援大西北来到西安。她父亲曾就读于上海的法语学校，母亲是解放前的大学生，这种家庭背景让印建幸从小热爱上了艺术。“以画为媒”，志同道合的两个青年才俊互相爱慕。1979年的一个星期天，他们相约去兵马俑、兴庆宫游览。这次游览激发了他们的艺术灵感，李鸿诚创作了《秦始皇出巡图》，印建幸创作了《贵妃斜倚沉香亭》。这两幅作品当时被刻成石碑，做成拓片后，在旅游市场十分畅销。李鸿诚、印建幸介绍，当时拓片卖了有数百万元，许多外国政要都收藏了这两幅作品。

中国素有用石头记录文明的传统，西安的碑林就是最好的证明。当时许多人建议李鸿诚、印建幸继续创作，搞个当代“新碑林”，这也切合他们两人的心愿。从此，他们就与石头结下了不解之缘。

贫寒但不移“新碑林”梦

几经酝酿，一个以唐人唐诗咏唐都为主，反映长安建都十三朝历史，融诗、书、画为一体的“新碑林”蓝图在李鸿诚、印建幸心中形成。他们决定把这一蓝图命名为“唐都新碑林”。印建幸说：“中国有独特的碑石文化，用石头记载文化比其他材料往往更牢固、持久，西安的碑林就享誉世界。不过，碑林记录的是古代文化，我们的理想是将古代文化与当代文化相结合，同时把当代知名书画家的作品刻成石碑，为他们树碑立传，把当代的文化长久传承下去。”

李鸿诚、印建幸两人在工作中都属于“拼命三郎”式的人。1982年结婚后，他们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新碑林”的创作中。他们先后创作了《赵云八十不服老》《太白醉酒》《智圣孔明德才赞》《魏征夜撰十思疏》《咏岳飞四廉诗》等作品，还请名家撰写《与时俱进》《诚信是金》等反映当代思潮的作品，刻成石碑。

“新碑林”是李鸿诚、印建幸最大的梦想，在追梦的过程中，他们历尽了周折与磨难。1985年，由于积劳成疾，李鸿诚患上了青光眼，到第二年，他就几乎完全失明了。失去视力对一个画家而言，是毁灭性的打击。但病魔没有打垮李鸿诚，他没有消沉、放弃，一如既往地坚持着创建“新碑林”的梦想。李鸿诚虽然无法作画了，但“新碑林”的发展规划、方案、碑刻的具体内容等他都在做。记者询问他看不见，怎么书写？李鸿诚介绍，他先把纸张折叠成格子，自己用手摸着格子线，然后凭感觉往格子里写字。写完了，由印建幸再整理。他平时用的是圆珠笔，但有时候笔没油了，他也不知道，往往空写几页纸，印建幸只能根据笔头留下的印痕，艰难地辨认写的啥字；他有时候又会把字写重，字上摞字，印建幸常常要猜半天写的什么内容。就这样“盲写”，李鸿诚撰写了百十万字的各种材料。

1989年，失明的李鸿诚承包了厂里的碑拓部门，带着一帮人专事发展“唐都新碑林”。印建幸这时候从国棉四厂辞了职，与李鸿诚一起专门搞“新碑林”事业。印建幸外表文弱，但内心坚强。她身上随时带着速效救心丸，在李鸿诚失明的二十多年里，她像一个男人一样跑里跑外，最忙的时候一天只休息两三个小时，历尽了艰辛。

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在市场的冲击下，李鸿诚所在的单位慢慢衰落了，“唐都新碑林”事业也进入了一个艰难的发展时期。制作一块碑，投入少则千元，多则五六千元，而收益却遥遥无期。这时，李鸿诚的母亲又卧病在床，女儿甚至面临辍学的可能。在生活最艰难的时期，印建幸靠捡菜叶维持生计。后来，市总工会把他们的女儿列为社会助学对象，给他们家每月补助100元，办了低保，才度过了危机。

记者曾到他们的住所采访，深为他们的居住条件而心酸。他们住在西一路一家废弃的幼儿园，这座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楼房，显得老化而破旧。他们住一层，房屋简陋、狭小、昏暗，家中没有任何像样、值钱的家具、电器。他们在这种环境中住了十几年。这里最大的好处是有一个小院，可以存放碑石。记者看到，小小的院落里摆满了一二百通大大小小的碑石。

其实，三十多年来，“唐都新碑林”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省上有关部门就给予拨款扶持；1990年，“唐都新碑林”曾被列为曲江旅游度假区的首选项目，原国家轻工部同意设此项目，并定为“国内首创”；1994年、1996年，我市有关部门还召开了“唐都新碑林”项目论证会和座谈会，并设立了“西安市唐都新碑林旅游设施项目领导小组”。然而，由于资金、场地、设施等等原因，这一项目几起几落，一直没有得到落实。李鸿诚曾写了一首自况诗，概括了几十年他们的历程：“苦创新碑三十秋，四起四落再重头。霜寒炎酷都受尽，石破天惊矗神州。”

多年来，李鸿诚和印建幸节衣缩食，把余钱全部投入到碑刻制作和古碑收集中。“新碑林”是他们最大的精神支柱，虽生活简陋、甚至贫寒，但他们始终不移“新碑林”梦。李鸿诚说：“杜甫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我们是‘碑不成林死不休’。”

从“百碑林”到“千碑林”

几经沉浮，精诚所至，金石为开。2012年，“唐都新碑林”的场地终于敲定，“落户”于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8月，“唐都新碑林”申请成立民营博物馆通过了专家的评审，9月博物馆正式建成，面向游客免费开放参观。

梦想成真，李鸿诚、印建幸的激动、喜悦之情难以言表。印建幸向记者说：“这些碑刻终于到了它们该来的地方，可以面向公众了。”“唐都新碑林”博物馆开馆至今，平均日接待游客百人以上，国庆、春节高峰期间，日接待游客达500人。

李鸿诚、印建幸介绍，他们还有更大的规划，现在建成的室内博物馆属于第一展区，紧接着还要建第二展区，创建面积更大的室外“新碑林”。他们将这座室内碑林称作“百碑林”，而将室外露天碑林称作“千碑林”。“千碑林”选址于“百碑林”旁边的大明宫紫宸殿遗址区，面积有四亩多地。他们计划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在紫宸殿建约千通石碑。“千碑林”将分为“唐朝碑”“才女碑”等七大类。李鸿诚介绍，这些年，他们已培养了一批有造诣的石匠，既能刻字，又能刻画。他说，建新碑林的石材，来自富平的宫里石。

对“新碑林”的建设，李鸿诚一直出谋划策，充当着军师的角色。他在与记者交谈的过程中，显示了深厚的国学根底，而且消息灵通，一点不封闭，丝毫感觉不到已是失去视力20多年的人。他的信息来源主要是收音机，这些年，他用坏的收音机有一大摞。他用收音机不只是听新闻，还用来学习，有好的文史知识等节目，他就用磁带录下来，过后再听。他说，他录的磁带有上千盒。

未来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但他们现在的辛苦已与当年不同，心情是爽快的，热情高得像年轻人，他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他们把美院毕业的女儿培养成了接班人，除了“唐都新碑林”，女儿还正在筹划创建“大汉朝新碑林”。新碑林梦在他们两代人之间延续着。 文/图 记者 王亚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