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１０月１８日电（记者裴闯 邹大鹏 周润健 孟华）每年春季古伦木沓节，生活在东北密林深处的鄂伦春族都举家骑马，带着好酒好肉和帐篷来到预定地点，白天赛马、射箭、摔跤、唱歌、跳舞；晚上在篝火旁请萨满跳神，祭神祭祖。６年前，古伦木沓节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项目负责人韩有峰１８日无奈地获知，项目保护单位因保护不力被要求限期整改。
根据在全国开展的督查工作，文化部最近对国家级“非遗”项目保护单位启动退出机制，１０５个保护单位被调整、限期整改或撤销。其中，对天津市红桥区回族大刀队等９７个项目保护单位进行调整；对湖南省凤凰县龙玉年苗族医药诊所等２个单位提出批评与限期整改；撤销内蒙古自治区群众艺术馆等６个履责不力的“非遗”保护单位资格。
专家认为，这代表中国“非遗”项目动态化管理有了实质性开端，今后，时刻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将提醒相关单位，保护“非遗”工作不能懈怠。
中国“非遗”保护工作一直存在“重申报、轻保护”的痼疾。国务院参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一些地方申报国家级“非遗”项目一旦成功，又是庆祝会、又是文化节，但对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则放置一旁很少过问，甚至丢给市场任其开发，致使宝贵的文化遗产面目全非，造成新的破坏。
中国有五千年灿烂文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总量多达８７万项，其中１２１９项被纳入国家级“非遗”名录，囊括扬州玉雕、陕西社火脸谱、唐卡、蒙古族马头琴、苗族银饰等珍贵文化遗产。其中，２００６年公布首批国家级“非遗”项目５１８项，其后第二批公布５１０项，第三批１９１项。
对于入选标准，国家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马盛德表示，一是看项目质量，二是看项目自身价值能否具有国家级水准，三是看其能否代表地区特定文化。他透露，申报第三批国家级“非遗”名录的有近３０００项，大幅减少入选名额，就是为了严肃“非遗”保护工作。
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承认，有些地方只看重入选名录的社会影响，保护措施不落实，有的甚至只把“非遗”项目视作经济资源开发利用，忽视按照科学规律进行传承。为了杜绝部分“非遗”项目保护工作与申报承诺不一致的现象，文化部一直酝酿对相关单位实行退出机制。
对于项目保护单位被要求整改，今年６８岁的韩有峰老人对记者倒出了一肚子苦水。他说，项目运作初期就遭遇了文化部门挪用经费问题，自己一直在垫钱开展资料收集等保护工作。他说：“虽然项目运作要求课题负责人和落户单位两支笔签字，但资金运用中我很少能说上话。”
多年来，中国各地申报国家级“非遗”热情很高，但真正经费到手后，扎扎实实保护的积极性反而不高。专项保护经费被挪用、截留的现象并不少见，国家级“非遗”回族重刀项目传承人曹仕杰就有类似经历。他说，“非遗”项目专项津贴从来没有直接给过自己本人，而是给了保护单位。
“目前，这笔资金以演出补贴的形式发放给我，我每演出一场，就拿到相应的演出补贴。”曹仕杰说，“我希望国家这笔专项津贴能直接发到我的手里，便于我及时更新训练器材，招收徒弟，置办服装。”
中国开始整顿“非遗”项目保护单位，将对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长远影响。“调整就是亮黄牌，撤销就是亮红牌。这次文化部公布处理名单表明，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动真格了，警示非遗保护单位更好地做好工作。”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负责人、天津市群艺馆馆长李治邦说。
对于要求限期整改的措施，韩有峰老人十分赞同。“我老了，干不了几年了，但文化传承可千万不能丢了。项目受损、停滞，这不是我个人的事，更是国家的损失。”他说，“我希望国家进一步推出相应的透明化机制、长效奖惩机制，让社会监督成为重要杠杆，使大家不仅在项目申报‘种庄稼’的时候上心，更要在‘秋收’时让文化传承颗粒归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