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绘西游记》第九回 陈惠冠 作

    “五四”以来，人们根据胡适和鲁迅的见解，一般认为古典小说《西游记》是明代儒生吴承恩创作定稿的。这其实是一种错判。据笔者研究，《西游记》是全真教徒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内领衔创作推出的，与吴承恩无关。而且，《西游记》与关中有着不解之缘。

    一

    全真教由关中人王重阳创建于金元之交。王后来到山东一带传教，招收了被后人称为“七真”的一批弟子，其中包括对全真教发展有最大贡献的山东人丘处机。丘在王离世后到关中潘溪（今宝鸡）和龙门洞（今陇县）修炼并发展全真教，主导性地造就了至今决定着道门的全真教。丘处机被看成是全真教最大门派“龙门派”的创始人，说明了人们对丘在龙门“成道”的重视。

    作为全真教“龙门派”创始人的丘处机，离开龙门洞后，应邀西游万里讲道而受到了成吉思汗的器重。而跟随丘西行的全真教徒李志常所撰写的《长春真人西游记》，是《西游记》产生的文献远因。它所掺杂的“老子化胡”思想，成为日后佛道较量的诱因，并与《西游记》创作有斩不断的因缘。因为，丘于1227年在今天的北京去世后，继其“掌教”的尹志平，在丘的祭堂即今北京的“处顺堂”，根据《长春真人西游记》主持绘制了《西游记》壁画，因其中“老子化胡”思想，对身为“胡”的元室构成了不尊，而被佛徒告发，引致元室1231年派人抓捕李志常。这实际上就是《西游记》创作的“结胎”。《西游记》书名，根源于“处顺堂”的《西游记》壁画。胡适和鲁迅虽对中国文化建设贡献多多，但他们一口否定《西游记》与《长春真人西游记》的一切关联，则是不妥的。其文化负效应是在否定迷信的名义下，导致了国人对《西游记》及其宗教思想的长期误解。而“处顺堂《西游记》壁画事件”的背景，一是元室慑于当时全真教势力太大，予以压制；二是当时元室崇信的佛教若干徒众（包括元代皇室尊崇的藏传佛教徒）向全真教寻衅。后来，在僧人控告下，元室于1255年、1258年和1281年，前后三次围绕“老子化胡”问题，实施佛道“御前辩论”，置全真教于败境，并下令焚毁大批道门经典，极大地打击了全真教势力。元代全真道士迫于高压，对此三缄其口，但这“经厄”事件是他们撕心裂肺的痛史，《西游记》创作最早根植于此种心理背景。它又名《西游释厄传》（见《西游记》第一回），原因在此。

   二

    在当时的佛道斗争中，李志常的弟子史志经是扩散古代伪书《老子化胡经》并炮制《老子八十一化图》的主要人物之一（至今，陇县龙门洞还有“老子八十一化图”之类壁画）。他曾在关中华山为道门主持，后来赴北京，曾受命按照处顺堂《西游记》壁画的主旨创制《玄风庆会录图文》，宣扬丘处机西游讲道等一生“圣绩”，并于1274年前后在陕西关中全真教祖庭重阳宫刻印之（此图文今尚存）。此“图文”虽然因避嫌疑而未再以《西游记》题名，但实际上是今古典小说《西游记》的最早初稿，所以，关中是小说《西游记》初稿的最早出版地。种种迹象显示，这个初稿体现着元代全真教教义秘史。清人陈文述说，“世传《西游记》，则丘祖门下史真人弟子所为”（见清人平步青《小栖霞说陴·西游记》），看来不是空穴来风。1304年前后，史志经的这个最早初稿又传入江南。后来这一主旨被“嫁接”于当时已比较成熟的佛教“唐僧取经”故事框架之上，并充分借用江南话本创作的有利条件和有关力量，形成了此后全真教徒对《西游记》创作数百年推进的格局。

    三

    我注意到，中国最早记载《西游记》作者是丘处机的文献（宋代《重修长春观记》碑文）即产生于宝鸡，长春观建于丘早年在宝鸡磻溪苦心修炼之地，立碑人是丘的弟子尹志平任命的长春观观主卢志清。此碑立于1248年，碑文中有一段说：“常人入道，便废斯文，专事修养。长春则不然。访古则纪之吟咏，登程则寓之述怀，咳唾珠玑，语句超俗，曰《磻溪集》，曰《鸣道集》，曰《西游记》，历在可观”(见张文主编《丘处机与龙门洞》，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287页)。此碑文之所以写明立碑时间为“岁著雍君滩”，因当时蒙古尚未称“大元”，北方又不能用南宋年号，故用了太岁纪年，时当南宋淳祜八年(蒙古贵由汗三年)即1248年，这显然是中国关于《西》书作者为丘处机的最早最原始的记载。此碑之立，正当北京“处顺堂《西游记》壁画事件”之后17年，距丘处机离世也仅21年，当时史志经《玄风庆会录图文》正在创作中，其中所透露出的消息引人注目。

    从清人钱大昕开始，中间经胡适鲁迅等人的强化，迄今不少论者斩断丘处机与《西》书的关联，一口咬定关于丘撰《西》书之古代记载，源自人们把丘的弟子李志常所撰《长春真人西游记》误为丘作《西游记》，并列在丘的著述目录中。在《重修长春观记》中，是不是如这些论者所讲，卢志清等是把《长春真人西游记》弄错书名挂在丘的名下，从而形成误断呢？我看绝对不是。

    钱大昕及胡适、鲁迅等人在作出判断时，大体均认为《长春真人西游记》撰成后，当时未刊行，只在道众中手抄流传，故容易使人们误把两书相混且认为丘作《西》。其实，《长春真人西游记》在丘离世次年即刊行(参见陈法永参与主编的《重阳宫与全真道》，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页)，下距《重修长春观记》之竖石仅20年，有关当事人大多健在，《长春真人西游记》又是作为全真道士“传统教育”的教材面世的，读者知者不少，卢志清怎能如此大意而把二者相混呢？何况，《长春真人西游记》的编者李志常，与《重修长春观碑记》立石人卢志清的师父尹志平，均系丘当年西去大雪山的随从。在当年宗教氛围很浓且教阶颇严的条件下，对李所编书，尹的徒众绝对不会把作者及书名搞混。另外，《重修长春观记》的碑文，不似后来关于丘的某些传记，把非丘自撰的《玄风庆会录》《七真年谱》等均列为丘之著述，而是仅列丘自撰之《磻溪集》《鸣道集》和《西游记》三种，行文严谨。这与卢志清等人当时的宗教地位及身份吻合。当然，断定丘独撰《西》书，显然不当，但从中人们可以悟出，在当时卢志清等人心中，深信《西》书为乃祖所撰。这是为什么？可以设想：一方面，史志经徒众正在受命编撰《玄风庆会录图文》，此图文源自处顺堂《西游记》壁画，被呼为《西游记》，合情合理。也许，《玄风庆会录图文》本来就名为《西游记》，果真如此，则关中作为《西游记》初版地则证据就更为确切。它之所以被托名于丘，是因为丘是教主，影响大，可促使全真教价值观念迅速广泛传播；另一方面，《玄风庆会录图文》在主旨上确实体现着丘的宗教思想，甚至丘当年对一些门徒可能有过相关嘱咐或诱导、暗示，所以史志经等人才会大胆打出乃祖的招牌，卢志清等人才会虔诚相信。

    不管怎么说，产生于北京“处顺堂《西游记》壁画事件”之后17年的《重修长春观记》，可被看成《西游记》初版于关中的又一力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