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店林场未受破坏的秦直道遗址。

□文/图 徐君峰

  秦直道的消极性是增大了百姓负担，积极性是对匈奴产生了强大的震慑作用。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直道全长一千八百里，但在古代度量衡制度上“里”并非是一个法定的长度单位，在中国度量衡制首次见于文献的《汉书·律历志》中，确立的长度单位只有“分、寸、尺、丈、引”五种。梁方仲教授在《中国历代度量衡之变迁及时代特征》一文中认为：“自汉代以后，历代计算长度，都是自尺以上，到丈为止。至清光绪34年（1908年）重定度量衡制时，始规定于丈之上加‘引’、‘里’这两个单位。本来引、里两个名称，古代早已存在，但多半是用来计算面积，虽亦用来表达长度，但仍从面积这个概念引申而来的，并不是正规的用法，到了光绪末年，才明文规定于尺制之外，另立里制”。据此而言，要想用现在的华里数标出秦直道的实际长度，还必须先与秦汉时法定的长度单位尺进行换算。《汉书·食货志》载：“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从中得知每“里”边长三百步合一千八百尺，若标准尺量值按吴承洛先生考证的相当于今27.65厘米和唐兰先生考证的相当于今23.1厘米换算下来，秦汉时的“里”分别合今497.7米和415.8米，则秦直道全长分别合今天1791.72华里和1496.88华里。

  秦直道工程十分巨大，在修筑时采用了极为先进的测量技术。从成书于西汉的数学名著《九章算术》中记载的利用勾股定理相立表法、连索法、参直法等先进的测量方法，以及三国时魏人刘徽所著《海岛算经》一书中的重表、累矩、三望和四望等测量方法来看，在修筑秦直道时秦人可能已经运用了这些先进的直接测量和间接测量方法。在古代的筑路技术上，秦直道也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准。实施堑山煙谷工程，巧妙地利用了自然地形，尽可能取直以缩短距离，在山冈地方就以山脊作基础，碰到沟壑谷地就借用原来的陡坎和山崖填平。整个工程的修筑始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21年），到三十七年（公元前219年）九月之前，直道已经能通行。秦始皇崩于沙丘，乘轀輬车从井陉抵九原，就是沿着直道回归咸阳的，但司马迁明确指出没有完全竣工。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僭立后，“又作阿房之宫，治直道，驰道，赋敛愈重，戍繇无已”。这说明直道工程在秦二世期间仍在继续。至于秦始皇轀輬车为何要绕道而归，清代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史记注》中诠释了人们困惑数千年的谜底：“回绕三四千里而归者，盖始皇先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煙谷，千八百里。若径归咸阳，不果行游，恐人疑揣，故载轀輬而北行”。当时秦太子扶苏在上郡为监军，丞相李斯和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令事赵高伪造遗诏立胡亥为太子，何敢经过上郡，而秦始皇诏书中也应让扶苏迎道上郡而不会下诏“与丧会咸阳而葬”，从这些历史事实中不难看出秦直道和上郡肤施至咸阳道实非同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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