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在“接”地气；衰，在“放”地气。历史上，秦腔的兴盛，得益于它的民众性、草根性。然而过分追求“关注度”，也就有意无意催生了它的“邪僻性”乃至衰落。

    ●戏曲不能沦为“活报剧”，更不能脱离时代，唯有站在民众立场上，坚守独立思考和美学品格，才可能赢得与时代艺术同步发展的空间。

    ●“娱乐至死”的“偏方”，秦腔早在清代就用过了，事实证明，那是秦腔的“苏丹红”、“瘦肉精”和“三聚氰胺”。

    秦腔是梆子声腔的鼻祖，属民族最古老的戏曲剧种。曾对山西、河北、北京、安徽、浙江、江苏、湖南、湖北、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地的梆子声腔剧种，产生过重要影响，有的地方剧种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叫秦腔。鲁迅说他家乡的绍剧，就是“秦腔的旁支”。秦腔成熟于明代中叶，虽然产生于大西北，但是靠着李自成起义军的“四处点染”，得以“恣肆泼洒”。据说，李自成军队的军乐是秦腔，他的“军队文化”是秦腔戏，军旗指向之处，秦腔便绕梁不绝于耳。后来，秦晋商人又将秦腔作为经商的媒介，带到了“山陕会馆”所建立之所。山陕会馆设立最多时，在全国拥有近300个，几乎没有空白省份。这些会馆大都养有秦腔班社，即使没有，也会定期邀请秦腔名家巡回演唱，因而，秦腔再一次广为传播。

    秦腔又一次产生广泛影响，也由此走向衰落的转捩点，是清朝中叶的“花雅之争”。所谓“雅部”指的是昆曲，而“花部”指的就是以京腔、秦腔为代表的地方戏曲，俗称“乱弹”。“雅部”由于过于文人化、贵族化，已经到了看戏时需掌灯翻阅剧本才能弄懂戏文的地步，辞藻华丽，用典冷僻，佶屈聱牙，普通观众“听戏”如听“天书”。而“花部”则家长里短，通俗易懂，“其词直质，虽妇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很快，京城“六大班伶人失业，争附入‘秦班’觅食，以免冻饿而已”。“花部”因深接地气，而取得决定性胜利。在这种地方戏的竞相聚集交流中，相互竞争，也相互汲养，使民族戏曲进入空前发展阶段，京剧就是“花雅之争”的最终硕果。

    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以秦腔为代表的地方戏曲，在破“雅”之旅中，由于过于看重“市场份额”，为迎合观众，也不断制造了许多低级趣味，甚至不惜在舞台上“打情骂俏”，“以色赢人”，最终不仅遭到清政府的“围追堵截”，直至大开杀戒，而且也被观众弃之若敝屣。取得“花雅之争”最后胜利的“花部”团队，争到手中的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虽然封堵了“雅部”的咽喉，但终因缺乏对自己的清醒认识，盲目乐观于“上座率”，“出票率”，“追捧率”，作为“高台教化”的戏曲艺术，为单纯的“经济效益”一再失守道德底线，也让自己在观众中渐次“声名败落”，终究还是纷纷“抱恨而归”。

    秦腔在“花雅之争”的最后落幕中，既是壮怀激烈，也是沧桑悲凉的。秦腔最著名的“男旦”魏长生，也是“花部”的“盟主”式人物，在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曾先后三次进京演出，第一次“初试锋芒”，未获成功，回到西安后，发奋努力，刻苦钻研，背负“惊人绝活”二次进京，竟然“轰动京师”，“观者如堵”，其它戏班的营业都受到巨大影响，有的难以为继，为趋迎观众爱好，干脆纷纷改唱秦腔。但在他的秦腔生命形态中，也有“野狐教主”、“妖媚过头”，甚至有“坑死人”之誉，意思是说，谁看一眼就能把人害死，终因“色情成分过浓”，而被驱逐出京。为此耿耿于怀的他，虽到南方演出，对扬州、苏州、四川等地的戏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哪里跌倒哪里爬起”的内心纠结，使他终于在对剧目做了重要调整后，第三次踏上了晋京献演之路，企图以此重振“花部”雄风。然而，这次演出虽获成功，但终因心力交瘁，英雄末路，苦苦“战死”在了舞台上，以至最后谢幕时，师兄师弟们用椅子抬上舞台的他，已是心脏停止跳动的一代秦腔巨匠。

    秦腔与魏长生在清代的“峭拔”与落寞，对于今天的艺术创作发展，甚至文化建设，都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与省察意义。一门艺术的勃兴，必定与地气相连接，不能植根于深厚的生命土地上，再鲜艳的花朵也是会枯萎的。戏曲的“花雅之争”，就充分揭示了这个道理。秦腔在昆曲的“作茧自缚”时代，冲决一切，所向披靡，凭借的就是“地气”，是老百姓的拥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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