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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秦陇文化
2008-11-25 13:59:00 来源：三秦游综合 进入论坛
东汉明帝二年(60)。佛教传入中国，京师洛阳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座寺院白马寺。但“泛神论”的信仰意识，在社会上流传已久，影响十分深远，佛教很难羼入，佛被称为“胡神”，影响范围甚小。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以道家阴阳五行之说倡兵聚众；汉中张鲁也以道家思想笼络人心，创立“五斗米教”，趁中原战乱，掌握了汉巴地区政治、经济、军事的实权。而后，随着“黄巾”和“五斗米教”在军事上的惨败，道教的气焰一落千丈，佛教则应运而崛起。长安地区的大型佛守兴善寺，始建于西晋武帝泰始、太康之际(265—289)，便是明例。
佛教理论完备，佛教思想逻辑周延，易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加之天下大乱之后，人们动极思静，思想上需要慰藉和解脱，佛教便潜移默化地深入人心。
晋愍帝元嘉四年(217)，晋政权躲避匈奴、羯、氐、羌、鲜卑等少数民族的侵迫，南渡江淮，史称东晋；北方则上述五个少数民族分别建立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南北各国，内外战乱不已，形成极其的混乱局面，上自帝王，下至百姓都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各阶层朝不保夕，思想空虚苦闷，为了精神有所寄托，大批人皈依佛法。
东晋士大夫一贯崇尚玄学，谬种邪道，互相抵牾，谁也不能自圆其说。一旦接触了理论完整的佛教，自然奉为至宝。据《资治通鉴》载：晋孝武帝太元五年(380)“帝初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内，引诸沙门居之”。这是说，在民间滥觞已久的佛教，初次得到江南皇家承认而跻于宫廷。至于江北诸国，早已竞相汉化，也纷纷崇佛。
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中西文化的集散枢纽。早在汉武帝时，征伐匈奴，掳获了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后人多认为是一尊佛像；北朝少数民族统治集团，更大崇佛法。有些佛教观念，已渗透到重大的政治行动中。公元385年，后秦主姚苌擒获前秦主苻坚和其妻女，幽禁于新平佛寺，苻坚手刃两女，五天盾，被缢杀于寺中。姚苌是个昏乱主人，泛信神鬼，兼信佛教，他囚苻坚于佛寺，又缢之于佛寺，无非是令其“善地受死，善地受生”，和唐代杨贵妃缢杀于马嵬佛寺颇相类似。
在此之前，苻坚曾派大将吕光经略西域，并入龟兹国礼请高僧鸠摩罗什。吕光见龟兹富饶，想留居不返。罗什告他：“此凶亡之地，不足留也。将军但东归，中道自有福地可居。”于是，吕光东趋宜禾(今敦煌)，不久关中丧乱，龟兹也动荡不安，吕光深服罗什能知未来，便在河西走廊这片“福地”上扩充实力。
后秦二代国王姚兴，对鸠摩罗什敬若神明，于公无401年恭迎入长安，尊为“国师”，在逍遥园设译经场，参与译经者达三千人，共译梵文经典97部427卷，一次说经，竟有五千僧众听讲，俗家不计其数。罗什完成了译讲大业后，在户县终南山下结草庵静修，他的清苦生活感化了长安民众，对他十分崇敬，涕吐都要背过他居住的方向。
罗什忠于佛法，极讲信用，他曾向僧俗表示，他所译之经、所说之法如有一句不实，死后火化，舌头焦烂。据说火化时全身皆化，惟舌不化，而且变为莲花，至今草堂寺尚有“莲花井”遗存；“口吐莲花”的典故也由长安传至全国，罗什通过自己的言行，把佛教宗旨和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有机地融为一体，既易为群众普遍接受，又丰富了社会教化的内容。
南北朝时期在长安建都的西魏和北周，比后秦更重佛法。魏人大兴镌碑造像之风，举凡碑碣、佛像、经幢等，都精美无比，使我国书法、雕刻、绘画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当时，秦汉废弃的宫殿遗址甚多，魏、周两代利用殿基大建寺院，以后在阿房宫遗址和汉长安城遗址陆续出土了大批佛教艺术珍品。远在统万城(今陕西横山县)建都的大夏国王赫连勃勃，一度派其子进驻长安，在汉长乐宫旧址上兴建大型佛寺，寺中的透雕石马完整地保存了一千余年，现陈列于碑林博物馆，其价值与西汉的“马踏匈奴”不相上下。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取代了北周政权，驱兵南下消灭了南方最后一个封建贵族的腐败政权——陈国，结束了264年的分裂局面，统一了全国。同时，把南方盛极一时的佛教宗派引入长安，造成中国宗教文化的大交融。文帝信佛，自认为是大力尊者(金刚)的轮转之身，因而和朝野的佛徒们都很和睦，缓和了许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长安佛教事业也蒸蒸日上，现存西安市文物局的“董钦造像”，即是隋文帝开皇五年的遗物。该造像是在佛座上插嵌佛躯的铜质造像，通体鎏金，铸造极为精致。
长安塔寺沟的圣寿寺是隋代所建，遗存至今的圣寿寺塔，是当今西安历史最久的古塔，塔上的“相轮”轮廓清晰，成为古塔构件宝贵的实物标本。
唐代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长安的名刹古塔，绝大多数构建于唐代。
唐代皇室，自称渊源于陇西狄道，即今甘肃天水，追攀汉代李广；同时，慎终追远，认春秋时老子(李聃)为始祖，崇祀道教。但唐代自始至终，却是佛教居于上风。
唐太宗时，辟汉长安城为禁苑，建立中小型佛寺。太宗死后，才人武氏(后称则天大圣皇后)即入苑内感业寺为尼僧，目的是为天子祈求冥福；玄宗李隆基逃往成都时，近臣乔琳请求到仙游寺出家，是为天子消灾禳难，这种观念渍染民间，成为普遍的社会风尚。兹将佛教对长安(及以后西安)文化意识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概述于后。
(一)
佛教对长安(西安)民众在思想意识上的制约
由于佛教思想广泛深入人心，所以自隋唐以来，长安民众在思想意识上便蒙上浓厚的佛教色彩。人们普遍承认因果报应之说，认为善恶之行，幽冥间有鬼神监记，死后要进行总的结算，善恶各得其报，使人们在思想行动上自我约束，这和儒家的“慎独” “畏四知”“不欺于暗室”颇相类似。基于“善、恶”的分水岭上，积极的进取和消极的隐遁，都可随心所欲。因此说，佛教哲理弹性极大，上至硕学鸿儒，下至贩夫编户，各取所需，无往而不利。譬如，长安起源的佛教宗派中，博雅如“唯诚实宗”，精辟如“南山宗”，通俗如“净土宗”都能吸引大批信徒，主要还是渊源于“抑恶扬善”这一基本出发点。
佛教在长安地区的传播，和在全国各地一样，是由下(民间)而上(朝廷)，再由上而下，反复作用，相辅相成，即依循了“普及—合法—普及”的规律而蒸蒸日上。譬如上文所提到的秦王苻坚，本与宗教无缘，连“谶纬”(阴阳感应之学，《易经》支派)也在严禁之列，犯禁者斩。后来他在民众和邻邦的影响下，也信起佛教来，除上文所述派吕光远迎鸠摩罗什外，又礼请高僧道安，以师礼事之，每有军国大事，必行咨询；朝廷重臣也常通过道安陈述政见。《资治通鉴，卷一百零四》载：
坚素信重沙门道安，群臣便道安乘间进言。十一月(按指公元382年夏历十一月)，坚与道安同辇游于东苑，坚曰：“朕将与公南游吴越，泛长江，临沧海，不亦乐乎？”安曰；“陛下应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维，自足比隆尧舜，何必栉风沐雨，经略避方乎?
且南方卑湿，何足以劳大驾也?”
又建议：
“必不得已，陛下宜驻跸洛阳，遣使者奉尺书于前，诸将总六师于后，彼必稽首入臣，不必亲涉江淮。”坚不听。
道安先前住在襄阳，属东晋领土，他纵观南北，深知南北对峙的局面短期无法改变。苻坚破襄阳后，以銮舆法驾将他迎入长安，奉事恭谨。不料，在最关键的问题上，苻坚被30年战无不胜的成就冲昏了头脑，发动了劳师百万的军事行动，终于在淝水之战中一败涂地，不久便国亡家破。可见有政治远见的僧人，在文韬武略上往往胜于帝王。
到了唐代，中国封建政权已达到成熟的顶峰，统治集团已完全理解佛教的全方位功能。汉武帝征匈奴，伐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历史功绩不应泯灭；但“十万之师，日费千金”(折合今制，一天耗费黄金225000克)，把“文景之治”集聚了40年的家底打得精光，弄得国殚民穷，所以唐人作诗讽刺他：“年年战骨荒沙外，空见葡萄入汉家。”
唐朝重开丝绸之路，却化干戈为玉帛，用商业和宗教怀徕远人，产生了无可估量的作用。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唐代长安佛教臻于鼎盛。自太宗李世民直到唐朝灭国，“佛教外交”给唐室带来无穷之惠。高僧玄奘法师受朝廷委派，于贞观十三年(640)远行天竺(印度)求取大乘佛经，往返经历17寒暑，取回梵文经典五千余卷，在西域和天竺各城邦国家开讲辩论，建立了崇高威信，并与许多国王和高僧结为深交。更重要的是，他就亲身观察和经历，撰写了《大唐西域记》，对各国山川、地形、气候、交通、方物、人文……作了全面记载，至今被视为宝贵的文化财富。
如果说张骞通西域刺激了西汉对西域的探险，那末，唐代玄奘的西域之行，则是一次和平进军，玄樊孑身孤影横跨大漠，通过文化交流，传播和平信息。唐太宗在《圣教序》中赞扬道：
我僧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幼怀慎敏，早悟三空之功；长契神清，先包四忍之行。松风水月，未
编辑:秦人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以道家阴阳五行之说倡兵聚众；汉中张鲁也以道家思想笼络人心，创立“五斗米教”，趁中原战乱，掌握了汉巴地区政治、经济、军事的实权。而后，随着“黄巾”和“五斗米教”在军事上的惨败，道教的气焰一落千丈，佛教则应运而崛起。长安地区的大型佛守兴善寺，始建于西晋武帝泰始、太康之际(265—289)，便是明例。
佛教理论完备，佛教思想逻辑周延，易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加之天下大乱之后，人们动极思静，思想上需要慰藉和解脱，佛教便潜移默化地深入人心。
晋愍帝元嘉四年(217)，晋政权躲避匈奴、羯、氐、羌、鲜卑等少数民族的侵迫，南渡江淮，史称东晋；北方则上述五个少数民族分别建立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南北各国，内外战乱不已，形成极其的混乱局面，上自帝王，下至百姓都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各阶层朝不保夕，思想空虚苦闷，为了精神有所寄托，大批人皈依佛法。
东晋士大夫一贯崇尚玄学，谬种邪道，互相抵牾，谁也不能自圆其说。一旦接触了理论完整的佛教，自然奉为至宝。据《资治通鉴》载：晋孝武帝太元五年(380)“帝初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内，引诸沙门居之”。这是说，在民间滥觞已久的佛教，初次得到江南皇家承认而跻于宫廷。至于江北诸国，早已竞相汉化，也纷纷崇佛。
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中西文化的集散枢纽。早在汉武帝时，征伐匈奴，掳获了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后人多认为是一尊佛像；北朝少数民族统治集团，更大崇佛法。有些佛教观念，已渗透到重大的政治行动中。公元385年，后秦主姚苌擒获前秦主苻坚和其妻女，幽禁于新平佛寺，苻坚手刃两女，五天盾，被缢杀于寺中。姚苌是个昏乱主人，泛信神鬼，兼信佛教，他囚苻坚于佛寺，又缢之于佛寺，无非是令其“善地受死，善地受生”，和唐代杨贵妃缢杀于马嵬佛寺颇相类似。
在此之前，苻坚曾派大将吕光经略西域，并入龟兹国礼请高僧鸠摩罗什。吕光见龟兹富饶，想留居不返。罗什告他：“此凶亡之地，不足留也。将军但东归，中道自有福地可居。”于是，吕光东趋宜禾(今敦煌)，不久关中丧乱，龟兹也动荡不安，吕光深服罗什能知未来，便在河西走廊这片“福地”上扩充实力。
后秦二代国王姚兴，对鸠摩罗什敬若神明，于公无401年恭迎入长安，尊为“国师”，在逍遥园设译经场，参与译经者达三千人，共译梵文经典97部427卷，一次说经，竟有五千僧众听讲，俗家不计其数。罗什完成了译讲大业后，在户县终南山下结草庵静修，他的清苦生活感化了长安民众，对他十分崇敬，涕吐都要背过他居住的方向。
罗什忠于佛法，极讲信用，他曾向僧俗表示，他所译之经、所说之法如有一句不实，死后火化，舌头焦烂。据说火化时全身皆化，惟舌不化，而且变为莲花，至今草堂寺尚有“莲花井”遗存；“口吐莲花”的典故也由长安传至全国，罗什通过自己的言行，把佛教宗旨和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有机地融为一体，既易为群众普遍接受，又丰富了社会教化的内容。
南北朝时期在长安建都的西魏和北周，比后秦更重佛法。魏人大兴镌碑造像之风，举凡碑碣、佛像、经幢等，都精美无比，使我国书法、雕刻、绘画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当时，秦汉废弃的宫殿遗址甚多，魏、周两代利用殿基大建寺院，以后在阿房宫遗址和汉长安城遗址陆续出土了大批佛教艺术珍品。远在统万城(今陕西横山县)建都的大夏国王赫连勃勃，一度派其子进驻长安，在汉长乐宫旧址上兴建大型佛寺，寺中的透雕石马完整地保存了一千余年，现陈列于碑林博物馆，其价值与西汉的“马踏匈奴”不相上下。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取代了北周政权，驱兵南下消灭了南方最后一个封建贵族的腐败政权——陈国，结束了264年的分裂局面，统一了全国。同时，把南方盛极一时的佛教宗派引入长安，造成中国宗教文化的大交融。文帝信佛，自认为是大力尊者(金刚)的轮转之身，因而和朝野的佛徒们都很和睦，缓和了许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长安佛教事业也蒸蒸日上，现存西安市文物局的“董钦造像”，即是隋文帝开皇五年的遗物。该造像是在佛座上插嵌佛躯的铜质造像，通体鎏金，铸造极为精致。
长安塔寺沟的圣寿寺是隋代所建，遗存至今的圣寿寺塔，是当今西安历史最久的古塔，塔上的“相轮”轮廓清晰，成为古塔构件宝贵的实物标本。
唐代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长安的名刹古塔，绝大多数构建于唐代。
唐代皇室，自称渊源于陇西狄道，即今甘肃天水，追攀汉代李广；同时，慎终追远，认春秋时老子(李聃)为始祖，崇祀道教。但唐代自始至终，却是佛教居于上风。
唐太宗时，辟汉长安城为禁苑，建立中小型佛寺。太宗死后，才人武氏(后称则天大圣皇后)即入苑内感业寺为尼僧，目的是为天子祈求冥福；玄宗李隆基逃往成都时，近臣乔琳请求到仙游寺出家，是为天子消灾禳难，这种观念渍染民间，成为普遍的社会风尚。兹将佛教对长安(及以后西安)文化意识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概述于后。
(一)
佛教对长安(西安)民众在思想意识上的制约
由于佛教思想广泛深入人心，所以自隋唐以来，长安民众在思想意识上便蒙上浓厚的佛教色彩。人们普遍承认因果报应之说，认为善恶之行，幽冥间有鬼神监记，死后要进行总的结算，善恶各得其报，使人们在思想行动上自我约束，这和儒家的“慎独” “畏四知”“不欺于暗室”颇相类似。基于“善、恶”的分水岭上，积极的进取和消极的隐遁，都可随心所欲。因此说，佛教哲理弹性极大，上至硕学鸿儒，下至贩夫编户，各取所需，无往而不利。譬如，长安起源的佛教宗派中，博雅如“唯诚实宗”，精辟如“南山宗”，通俗如“净土宗”都能吸引大批信徒，主要还是渊源于“抑恶扬善”这一基本出发点。
佛教在长安地区的传播，和在全国各地一样，是由下(民间)而上(朝廷)，再由上而下，反复作用，相辅相成，即依循了“普及—合法—普及”的规律而蒸蒸日上。譬如上文所提到的秦王苻坚，本与宗教无缘，连“谶纬”(阴阳感应之学，《易经》支派)也在严禁之列，犯禁者斩。后来他在民众和邻邦的影响下，也信起佛教来，除上文所述派吕光远迎鸠摩罗什外，又礼请高僧道安，以师礼事之，每有军国大事，必行咨询；朝廷重臣也常通过道安陈述政见。《资治通鉴，卷一百零四》载：
坚素信重沙门道安，群臣便道安乘间进言。十一月(按指公元382年夏历十一月)，坚与道安同辇游于东苑，坚曰：“朕将与公南游吴越，泛长江，临沧海，不亦乐乎？”安曰；“陛下应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维，自足比隆尧舜，何必栉风沐雨，经略避方乎?
且南方卑湿，何足以劳大驾也?”
又建议：
“必不得已，陛下宜驻跸洛阳，遣使者奉尺书于前，诸将总六师于后，彼必稽首入臣，不必亲涉江淮。”坚不听。
道安先前住在襄阳，属东晋领土，他纵观南北，深知南北对峙的局面短期无法改变。苻坚破襄阳后，以銮舆法驾将他迎入长安，奉事恭谨。不料，在最关键的问题上，苻坚被30年战无不胜的成就冲昏了头脑，发动了劳师百万的军事行动，终于在淝水之战中一败涂地，不久便国亡家破。可见有政治远见的僧人，在文韬武略上往往胜于帝王。
到了唐代，中国封建政权已达到成熟的顶峰，统治集团已完全理解佛教的全方位功能。汉武帝征匈奴，伐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历史功绩不应泯灭；但“十万之师，日费千金”(折合今制，一天耗费黄金225000克)，把“文景之治”集聚了40年的家底打得精光，弄得国殚民穷，所以唐人作诗讽刺他：“年年战骨荒沙外，空见葡萄入汉家。”
唐朝重开丝绸之路，却化干戈为玉帛，用商业和宗教怀徕远人，产生了无可估量的作用。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唐代长安佛教臻于鼎盛。自太宗李世民直到唐朝灭国，“佛教外交”给唐室带来无穷之惠。高僧玄奘法师受朝廷委派，于贞观十三年(640)远行天竺(印度)求取大乘佛经，往返经历17寒暑，取回梵文经典五千余卷，在西域和天竺各城邦国家开讲辩论，建立了崇高威信，并与许多国王和高僧结为深交。更重要的是，他就亲身观察和经历，撰写了《大唐西域记》，对各国山川、地形、气候、交通、方物、人文……作了全面记载，至今被视为宝贵的文化财富。
如果说张骞通西域刺激了西汉对西域的探险，那末，唐代玄奘的西域之行，则是一次和平进军，玄樊孑身孤影横跨大漠，通过文化交流，传播和平信息。唐太宗在《圣教序》中赞扬道：
我僧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幼怀慎敏，早悟三空之功；长契神清，先包四忍之行。松风水月，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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