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社会习俗——天津民风三变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水陆交通畅达，自古就是军事屯兵和角逐的战场。战国时期，燕、赵、齐等诸侯国逐鹿中原，屡屡挑起战争。唐朝经常对北方用兵，渔阳(蓟县)成为军事重镇。宋辽两国以海河为界隔水对峙。金设直沾寨，明建天津"三卫"，都作为屯兵防御的军事要地。相传，天津设寨时，居民才有七姓。

    至明代燕王率兵扫北，大批的随军家属和移民到天津落户，"筑城设池定为今名"，天津始成为繁华的城镇。燕王与其父朱洪武揭竿举旗发端于苏北，皖南，自然随之而来的以这一带人居多。天津民间旧时曾流行着："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的说法。从饮食习俗看，天津人以面食为主，特别是面条与饺子和喜庆聚散有关系，这同山西人以面食为主的习俗是一样的。而天津的节今时俗又源于河北、河南、山东的农村。由此可见，天津众多的居民是由退役的军人和来自四面八方的移民拼凑组合的。军人粗犷骠悍的性格和移民火爆一团的习性对后来天津民风的形成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天津历来就有着分帮结伙的特点。如漕运的山西帮、广东帮、宁波帮等等。就是在同行业问，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抵御外部或外地势力的侵入，也自发组成团伙，出现了脚行、鱼行、粮行、油行等组织。

　　帮会和团伙内部重义气，守信用，互助互利。早年有所谓"锅伙"，合伙吃饭，平分工钱，是原始的互助互济形式。帮会与团伙之间互不相让，争利夺势。甚至武力火并。李鸿章在《续天津县志》序中写道："顾其人情风俗轻生赴斗，犹有渔阳上谷之逸……盖斯民之富者，多好倡为善义行；其贫者，就死不悔……亲上死长，勇于赴难而不屈，亦多忠义才杰之伦。"这是讲了好的一面。而其副作用也尤为突出，以土产"混混儿"出名。所谓"混混儿"皆地痞无赖亡命之徒。"混混儿"之间为了抢占地盘，除经常打架械斗外，往往还采用"自戕"的特殊方式来斗狠。如有"刺破头"自造伤残嫁祸于人的；有熬打"卖味儿"滚刀肉的；也有爬钉板；跳油锅的。当然，"混混儿"仅是个别的，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早已绝迹，但它毕竟是移民特定时期帮会团伙习气的产物，其行为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清代，由于政治的相对稳定，天津逐渐失去军事要塞的地理位置。驻军执行屯田制，穿渠引水，开荒种田，以保证计养的来源，渐渐由"军"转"农"。当政者因势利导，改军事管理为行政管理，兴办学校，提倡儒家教育，颇有成效，民风也随之一改。地方志上有着"贵德耻争，民淳讼简"："文风日盛，家弦户诵，以气节相高，无论贫富，见义必为，饶有古遗风"等记载，贵德耻争、乐善好施一时成为时尚。一人有难，众人相帮的好民风一直流传至今。敢于直言公理，乐于帮助弱者的事情总是屡见不鲜；而欺弱凌下常常会引起公愤。

    比如，观看球类比赛，天津人从来都是为暂时失利的一方摇旗呐喊。排队购物，小伙子"加塞"会引起众人的齐声反对，而老年人偶尔不排队人们是能够容忍的。天津人说话办事很讲究：外场"，得过别人的好处；总要以某种方式回报。初次办事总是把话说得十分周全，让人心里热呼呼的。事后还要说：：用得着说一声"，"有事找我去"。一但别人有事相求，不管能否办成满口应允，极力去促成，有些难处也自我承担，从不对外宣扬。天津人以"失约"、"食言"为耻，称这样的人为"大梨"、"庇庇"；以"管闲事"为乐。社会上历来有民间自行排解纠纷的风气，称排解纠纷者为"大了"。"大了"往往是德高望重极善言谈，他们了事一般不纠缠细节，尽量使问题简单化，要求在大方面双方都过得去，常说："看我的面子完啦"。所谓了结，不是评理，而是使双方找回一点"面子"。

　　清末，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后，经济地位日益突出，一跃成为华北地区的商货中心--大商埠。外来事物不断涌进，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电灯、电话、高楼大厦、租界，日新月异。天津人几乎每天都在接受新东西，见多识广，转化成自我骄傲、夸耀的资本。滋生一种城市人心理上的优越感。天津人动不动就把外乡人称为"老呔儿"、"傻冒"，特别爱在外地人面前宣扬自己的所见所闻，目空一切，居高临下。天津人交往时一般不休阵，有自信心，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局面。天津人讲话直爽、简洁、泼辣，不兜弯子，喜欢直来直去。但是，有时不免虚张声势，强词夺理，出言不逊。因此"京油子、卫嘴子"的流行说法也带有贬意。

　　天津卫的民风是随着地理位置的变迁、经济发展而产生变化的。天津人的性格也是多元的。"由兵转农"，"由农渐商"是沿用了天津民风三变的传统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