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民俗——独有的“京味”特色：揭开胡同源起之谜(图)

作者：王越

    ■编者按

　　胡同是北京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伴随着三千年北京城的发展，演绎了老北京人生活方式独有的“京味”特色。“文革”时期，有人提出过“水井假说”，认为胡同可能是元代蒙语的汉字表音。接下来，未经考证的假说被搬上银幕，以讹传讹的结果是某些媒体、出版物，甚至导游词、中学语文书也纷纷效仿，把胡同说成是来自蒙语“水井”，这种讹传几成定论，竟然忽视了对胡同起源的进一步探讨。

　　在北京土生土长，自幼和北京古城有缘。上小学时，经常在梁家园西墙的辽太后城爬上爬下；初中在十四中，每天都要经过老墙根那熙熙攘攘的小市。喜欢交游，爱好广泛，京剧、中医、胡同、传统文化略有涉及。高中毕业时曾有志报名考古专业，奈何那年人家不招生，便充数于地理系。

　　工作后偶然碰上《北京市地名词典》条目调查编辑的事，遂念念不忘，也写过几本小册子。现在掺和点地理学会的闲事，高兴写点胡同的事，依然乐于和知己朋友到处转来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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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坊巷钩沉◎

　　“水井假说”遭到质疑

　　近年来，随着对胡同研究的深入，珍藏古籍和考古成果不断被发掘，“水井假说”遭到质疑。比如“假说”认为，北京地名中有二眼井、四眼井，可能就是元代用蒙语称井为“胡同”的证据。事实上，“四眼井”指井有四个井口，在元朝以前已存在。如杭州的四眼井、六眼井，为唐邺侯李泌所开六井之一；安徽池州市“包公井”，又称四眼井，浚于宋代包拯任池州知州时，以上城市中的四眼井均在元以前得名。四眼井还是宋代标准的水井形式，在建元前300年已绘入《清明上河图》中。可见，这些地名与蒙语没有关系。

　　在北京历史上，最早对胡同进行介绍的是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张爵编写的《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

　　《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记述了明北京五城33坊的名称、位置和各坊的街巷胡同。在这本书自序里，张爵特别叙述了自己编写的过程，“予见公署所载五城坊巷必录之，遇时俗相传京师衚衕亦书之，取其大小远近，采葺成编”。由此印证这样一个事实：张爵虽收集北京的胡同，但却不是胡同二字的创始人，只说明从明代开始，才把流传在坊间的胡同记载到文书里，使胡同成为正式行用的街巷名称。不过明代胡同的写法，比现在复杂，在胡和同这两个字外面都加有“行”字，写成“衚衕”，表示胡同是可以让人随意行走的小巷。直到清末，因衚衕两个字写起来不方便，才有了简写的“胡同”。

　　1957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在蒲黄榆发现了张爵和他妻子王氏的合葬墓，同时出土了长达1200多字的墓志铭。根据墓志铭记载，张爵字天锡，别号省庵，又号竹坡，生于成化十一年(公元1485年)，卒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他本人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正德年间张爵充兴王府书办，兴王朱厚熜被立为皇帝后，以张爵“扈驾有功，书办年久，升锦衣卫，实授百户”。此后，张爵一直任职锦衣卫，由百户而升千户、指挥检事、指挥使，曾在锦衣卫东司房理刑，以缉捕功升指挥众事提督象房。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以后，张爵“掌街道房事”，专管京城坊巷街道。

　　张爵是北京人，又专管京城坊巷街道的事情，可以说是研究街巷胡同的绝对权威，也正因为他这身份，才有机会接触到有关机要资料。所谓“见公署所载五城坊巷必录之”，表明这些资料都出自锦衣卫街道房的档案材料。

　　据明清学者考证，“衚衕”是南方“弄”的音变；“水井假说”认为“衚衕”来自元《析津志》里的“衖通”，是蒙语“水井”的汉字表音。现在的问题是，“衚衕”两个字来自何处。据明清学者考证，“衚衕”是南方“弄”的音变。“文革”后期，有人提出“水井假说”，认为“衚衕”来自元《析津志》里的“衖通”，“衖通”是蒙语水井的汉字表音，到张爵时才造出衚衕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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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蒙语井的读音，与汉语胡同的发音也没有相似之处。元世祖忽必烈时，命人编撰的蒙汉对译辞书《至元译语》地理门里，蒙语“井”曰忽都；明洪武二十二年（1382年）所编诸番语言和汉语的对译辞书《华夷译语》中，蒙语“井”曰古都黑。我到内蒙古、东北、新疆等地采访专家和牧民得知，现代蒙语井的发音是忽都格。无论元明时的忽都、古都黑，抑或现代的忽都格，蒙语井的发音都不可能变成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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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城事◎

　　“水井假说”把“衖通”

　　释为蒙语显然错误

　　“衖通”是吴音方言“弄”。在《析津志》里，从未涉及“胡同”二字，“水井假说”把“衖通”释为蒙语，显然错误。

　　《析津志》纂修于1340年以后，作者熊梦祥，元末江西人，曾任大都路儒学提举、崇文监丞。辽太宗时，升唐幽州城（今北京西南）为南京，又称燕京，开泰元年（1012年）改称南京析津府。熊梦祥用析津为书名，表明书中的内容，包括了金元以至辽代的文化情况。本书是现今发现最早记述北京地区历史地理的著作，对金中都和元大都的城垣街市、官署坊巷、庙宇古迹、岁时风俗等，都有翔实的记载。

　　《析津志》街制：“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衖通二字本方言。”街道分大街、小街、火巷、衖通四等，除街为全国通用外，火巷和衖通,都使用了南方街巷的行用名。火巷，是南方普遍使用的街巷通名，宋金交兵时创于南宋，既为防火而设，也方便作战用兵。那衖通是什么呢？衖通是吴语方言“弄”。《徐霞客游记·楚游日记》：“东下一级，复值润底，已转入隘关之内矣。于是辟成一衖通。”在衖通下特别注明“弄”，小巷之意。《汉典》：“弄（方言）小巷，胡同：弄堂，里弄。”

　　原来，古代巷、衖不分，都是巷字。南北朝（420-589年）时，出现了衖的南音“弄”。在《南齐书》本纪中，记录了公元494年，东昏侯被弑西弄一事。“弄”的古字作“衖”，吴音念“弄”。南方对弄还有几种双音字叫法，一是在弄的前面加里，称小巷为里弄；另是在弄的后面加唐，称小巷为弄唐，或称弄堂、衖堂、衖通。无论叫弄、里弄、弄唐，或弄堂、衖堂、衖通，也不管它是单音字、双音字，约定俗成，老百姓都知道这是小巷，说的都是“弄”。

　　在《析津志》里，从未涉及“胡同”二字，“水井假说”把“衖通”释为蒙语，其错在何处，已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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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明《老乞大谚解》中，已使用“衚衕”二字，比明《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早77年。

　　笔者从1980年起，参加《北京地名志》的调查和条目编写，一直对胡同溯源探求。令我庆幸的是，收藏到了汪维辉先生编的《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在该书的古本《老乞大》影印本中，竟让我找到了张爵以前“衚衕”的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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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乞大》出书于高丽朝末期，即中国的元末，是朝鲜时代最重要的汉语教科书之一。“乞大”指中国，据说意为契丹，原指建立辽国（916-1125年）的契丹人，金灭辽后，契丹便成为中国或中国人的代名词。“老乞大”就是老中国通的意思。该书采用对话方式，记述了几名高丽客商与中国王姓的辽阳人结伴去元大都（今北京）做买卖的过程。明朝建立后，汉语发生变化，遵照李朝国王的指示，于1483年邀请明朝使臣葛贵等对古本《老乞大》进行修改，由朝鲜语言学家崔世珍作出谚解，并在1507-1517年间刊行，是为《老乞大谚解》。在《老乞大谚解》中，已使用“衚衕”二字，比明《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早77年。

　　1998年，韩国发现了元代古本《老乞大》，竟让我找到了明以前“衚衕”的写法，是汉语“胡洞”。

　　1998年，韩国庆北大学南权熙教授在整理大邱市一位私
编辑: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