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车驿站习俗——海南古代商贸寻迹 千年海上驿站

    编者按：海南古代的经济贸易，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般萧条。琼岛偏居海外，人口不多，但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成为古代中国海外贸易的重要一站。自宋以后，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和人员流动的频繁，海南岛逐渐告别荒凉。海上丝绸之路，这条古代中国最繁忙的海上通道，为海南岛带来瓷器、丝绸，带来商人、移民，也带来了先进的文化风气和生产方式。

　　 扼守南海航道咽喉的海南岛，上千年来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巨大驿站，过往船只在这里寄泊、避风或是补给后，继续驶向更广阔的大海。对于大部分商人而言，这里其实并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地，但他们带来的大量移民和商品流通，却推动着这个曾经“孤悬海外”的海岛的开发和发展。

海上丝绸之路

　　我国最早记载海上丝绸之路是从西汉开始的，几乎与陆上丝绸之路同时开始。但一直到宋代，处于这一海上贸易通道的海南岛，才真正进入开发轨道。

　　当我们再回望那段历史时，时间已经划过了数百年甚至近千年！现在，仅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研究中心登记在册的数据，南海古沉船已经超过2000艘，从这些五代、宋、元、明、清的古沉船里，不仅发现了依然完好的瓷器，还有大量的银锭、钱币等重要文物。

　　这些多少年来一直躺在海底的沉船，似乎在用另一种方式向我们讲述当时那条繁忙的海上丝绸之路。

　　我国最早记载海上丝绸之路是从西汉开始的，几乎与陆上丝绸之路同时开始。海南省旅游发展研究会乡土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蒙乐生认为，其实一直到宋代，随着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南移，加之北方战乱使陆上丝绸之路受阻，才使以南方沿海为中心的海上丝绸之路真正开始发展起来。处于这一海上贸易通道的海南岛，也正是从这个时期才真正进入开发轨道。

　　时间转回宋代，广州和泉州的港口商船林立，操着各种口音的商人们正忙着指挥码头工搬运货品，这里成为当时中国乃至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那些满载着中国瓷器和中国丝绸的商船，从广州或是泉州放洋后，几乎都要经过南海海域，才能把这些精美的中国商品运送到菲律宾、占城、波斯湾等地，再由精明的波斯商人把这些远道运来的中国商品销往西亚各地甚至欧洲。

　南海上的驿站

　　在驶向更广阔的南海之前，海南岛是国内最后一个可以提供补给和寄泊的地方了。到宋时，海南岛四周港口商船林立，成为来往南洋各商船的寄泊港。

　　商船从泉州一路循岸航行，在驶向更广阔的大海之前，海南岛是国内最后一个可以提供补给和寄泊的地方了。如果不巧遇海上大风，商船甚至要在这里避上数天甚至更长时间。有的商船为了等待适合回航的季风，也要在这里等上不短的时间。

　　所以宋人楼钥曾这样形容：“势须至此少休息，乘风往集番禺东。不然舶政不可为，两地虽远休戚同。” 南宋赵汝适在《诸蕃志》中也说，琼州有神应港，琼州所属琼山、澄迈、临高、文昌、乐会等都有市舶抽税的地方，万安军、吉阳军等地也是海商集散之处。

　　一时间，海南岛四周港口商船林立，成为来往南洋各商船的寄泊港。南宋乾道年间，广州市舶司为此专门奏请在琼州设市舶机构，负责从南洋返回船舶的检查，防止商船偷漏税。对当时的泉州、广州两大贸易中心港而言，海南岛四周的港口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门户。

　　明代甚至规定南海各地来的贡船，要进入广州必须迂回海南岛。日本学者小叶田淳记载，当时崖州的望楼港标有“番国贡船泊此”，毕潭港有“占城贡船泊此”，陵水的桐栖港（今新村港）有“蕃舶泊于此”，都是南海朝贡船曾在此寄泊的意思。

　　清咸丰八年（1858年）签订《天津条约》，英、法等四国也要求将琼州开埠成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中国史记研究会理事、海南师范学院教授张兴吉认为，这些国家之所以要求将当时并不发达的琼州开埠，正是看中了海南岛重要的地理位置，这里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有了这样一个基地，对中国内地市场的渗透就更方便了。

槟榔香药贸易

　　宋《诸蕃志》中记载，闽浙商人根据季风规律，定期往来于泉州和海南之间，输入海南岛所缺的米、纱等商品，再把岛上土产槟榔、吉贝等贩运出去。

　　在近千年往来如织的商船中，海南岛或许并不是商人们最终的目的地，但随商船而来的大量移民和商品流通，却不断推动着这个曾经“孤悬海外”海岛的开发和发展。

　　在当时的农耕社会里，海南却是 “四州军征商以为岁计，商贾多贩牛以易香”，不仅民间倚重商业，就连岛上统治的维系也要倚重商业，因为“官司吏文书，商贾往来，皆取道于海”。

　　“可以说，海南岛的商业从一开始就是由海外贸易带动，并围绕海外贸易展开。”蒙乐生说，所以要谈海南的商贸就不能脱离了海。

　　《诸蕃志》中这样描写当时的贸易：泉州商船向海南载运酒、米、面粉、纱、绢、漆器、瓷器等，正月间由泉州启航，五、六月间向回航，并输入槟榔、吉贝。闽浙商人根据季风规律，定期往来于泉州和海南之间，输入海南岛所缺的米、纱等商品，再把岛上土产槟榔、吉贝等贩运出去。

　　同样活跃的还有对岸的雷州商人。雷州到海南顺风半日可达，海南所缺的米和耕牛成为输入最多的商品，民间不少小商贩也频繁往来于这条距离最短的航线上。而广州到海南的航路因为是商船出入广州的必经之地，自然也就格外繁忙，广州成为当时“外国香货及海南客旅所聚”之地。

　　往来的商船除了在这里寄泊，也希望在这里找到可以贸易的土产。这时，由东南亚进口的香药已经成为皇宫内廷和封建权贵阶层的一种时尚，价格十分高昂。商人们欣喜地发现，与东南亚各国资源相似的海南，同样盛产香药，而且质量更佳，从海南易香可以获利更丰。

　　当时，在海南原始价仅每两一百三十文的沉香，运到大陆可获得十倍的厚利。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中说，海南香价本不贵，本省人用一头牛就可以向黎人换一担香，但因为统治者升抬，一度致使香价与白金（银）等，故客不贩，而宦游者亦不能多买。在厚利的驱使下，就连不少本地官吏也不惜铤而走险，抗旨加入到贩香的行列中，不少官员也因此被革职查办。

　　海南香料舶卖的盛行，从不少过去的记载中都可以看到。如《皇明实录》记载，洪武初年，琼州海商带香货赴南京途中溺死，当时要检验他的货物并征税。但太祖命令免其税，并让同行的海商代卖死者之货，将货款交还其家人。日本内阁文库也有记载说，浙江船主朱仲扬曾载沉香等土产由海南来日本

转口贸易盛极一时

　　在对外贸易中，海南参与的主要是中国大陆与南海诸国间的转口贸易。一方面过往商船要在这里补充淡水和食物；另一方面，当时民间贸易商船载重不大，不少商人须在此中转货物。

　　日本学者小叶田淳认为，尽管海南岛亚热带的土产物沉香、攀枝、黑糖、药种、玳瑁等，都很受日本欢迎，但仅靠这些物资是不充分的，中国输出的货品大宗仍以生丝和各种绢织物为美。因此除本岛产物之外，商船在驶往日本的途中，在寄泊闽浙港口时，还要装载丝和布匹，如果回航台湾，则添载砂糖、鹿皮等。

　　小叶田淳在《海南岛史》中记载：清康熙三十一年（1696年），一艘商船从宁波将当地的丝制品带到海南，又装上海南物产，返航至浙江普陀山停泊，将购买好的丝、零货装好后，再开往日本贸易。

　　当时这样的往返交易应该是非常频繁。海口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芮锡森认为，这条往来于海南—厦门—福州—宁波—上海—日本长崎之间的航线，是从康熙二十三年“禁海令”解除后开始的，是海南对外贸易的主要航线。现在海南收藏界持有的日本明治十年一钱铜元，明治十八年、三十七年和大正三年的银元，估计就是在近代海南与日本贸易过程中流落到海南的。

　　在与南洋的贸易方面，1826年出版的《亚细亚杂志》称：十九世纪初，每年由海南开赴暹罗的民船，不下四十只；开赴交趾南部的有二十五只；开赴东京（越南北部）和交趾北部的，通常有五十只。船的载重量有百吨至一百五十九吨，这种从事国外贸易的船，虽然是小型的，但为数甚多。

　　据说海南本地物产中最受海外欢迎的是小马。据记载，宋乾道年中占城（越南中部）曾到吉阳军买马，“得数十匹”，但第二年再来却没能买到小马。后来在淳熙二年占城又派六百人，驾海船三十艘到海南买马。由此可见占城对海南小马的求购心切。

　　“但在整个中国海外贸易中，最具优势且对海外最有吸引力的仍然是瓷器和丝绸等手工业商品。”张兴吉教授认为，海南产的沉香、槟榔、黑糖、南药等原材料物产，主要还是向国内输入。而在对外贸易中，海南参与的主要是中国大陆与<
编辑: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