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社会习俗——清末广西宗教问题的特点

     在清末广西，由于受社会性质变动的影响，宗教问题也发生了很大程度的转变。伴随着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加剧，外国宗教势力也进行渗透，协助西方国家进行各种侵略活动。非法的宗教活动为广大爱国人民所不满，从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洋教斗争。与此同时，广西各民族的本土宗教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作为一种应对外来文化入侵的手段，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发挥作用，共同映衬了清末广西宗教问题多彩多姿的一面。概括来讲，清末广西的宗教问题呈现出如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一、“洋教”大举侵入，文化生态遭到破坏

    “洋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对外来宗教的统称，它主要指的是西方国家在中国传播的以耶稣基督信仰为核心的宗教组织，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天主教和基督教。天主教、基督教是世界五大宗教之二，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大影响。早在明末，南明永历帝的母亲、皇后、太子等接受洗礼加入天主教，成为广西最早的信仰者。后来，因传教士瞿沙微、卜弥格被杀，此教在广西才不得传[1]。到了鸦片战争后，法国取得了在已开放的五口传教的权利。但是，法国天主教野心勃勃，希望把教会扩张到整个中国。1853年10月间，甚至派天主教士马赖（马奥斯汀）前往广西传教，他先是到达贵州的兴义，然后打扮成少数民族偷偷潜入苗、瑶、壮等少数民族聚居的西林县山区，开展非法的传教活动[2](P.257)。

    中法战争前夕，法国天主教士又先后在上思、贵县等地建立了传教据点，开展传教活动。中法战争以后，“中国东南边界的安南在1884年被宣称为法国所属，因此在安南工作的法籍神甫容易进入广西”[3](P.34)，因此法国的天主教会势力在广西获得了迅猛发展。司立修在桂平县和象州县的许多村庄中恢复在中法战争以前被破坏的传教活动，象州龙女村、中平镇两处的教徒先后被组织起来。他还在贵县堂区建立了孤儿院以及男女学校，重新修整教堂。赖保理在距上思不远的地方开辟了那蒙村堂区。周怀仁在吴旋附近的客家村落乐梅开办了一座教堂。苏安宁不仅在龙女村建立了常驻座堂，而且还把教义传播到别的地方去[3](PP.56-57)。

    义和团运动期间，虽然北方发生了强大的反洋教运动，但在广西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仇教案件。相反，在这一时期，天主教在广西的传教活动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广西的各主要城市大都有了传教活动。陆文思在泗城府修建了一座教堂。柯其德在太平府，彭钧谷在龙州，童钺在平南等都先后建立了教堂。其他如永福、修仁、玉林、百色等地都陆续有传教士前往活动[3](P.59)。

    基督教虽然在天主教之后进入广西进行传教工作，但发展却极为迅速。他们的教理比天主教更易接受，各方面的条件也都比天主教会优越。宣教会、浸信会、中华圣公会、循道会等大量的教派先后进入广西开展传教工作。广西是宣道会在中国三个教区之一，在短短的时间内，宣道会在梧州、南宁、桂平、滕县、桂林、玉林、平乐、平南、柳州、龙州、百色等地建立了传教点，成为基督教在广西最为兴盛的一支力量[3](pp.202-234)。浸信会在广西开展传教比较早，但是梧州浸信会在传播了一段时间后就被当地绅商学各界民众大会驱逐出去，并规定：永远不准西教士入广西境内；永远不准西教士在广西开设福音堂[3](p.294)。后来，浸信会有一次成功地登陆了梧州。这样，浸信会先后在广西建成了两个传教中心：梧州和桂林。广西东南部和西北部分别围绕这两个中心开展传教[3](p.290)。中华圣公会在广西的为桂湘教区，主要在桂东北地区传播，如桂林、兴安、全州、灌阳都有教堂[3](pp.424)。循道会在广西的主要活动地区在梧州。早在1897年，梧州就成立了循道会分会，为华南教区七联区之一[3](pp.431-437)。

    天主教、基督教的大举侵入，在广西各地传播教义，设立教堂，建立住宅区，甚至设立学校和印书局，宣扬了一种与广西本土不同的文化体系。这种文化反对祖先崇拜，推行西方宗教文化，在地方上形成了与传统文化护卫者相对立的一种势力，经常发生文化习俗上的冲突，如贵县三板桥村“每逢村上死了人，天主教的神父来搞什么念圣经祷告，道公也来打醮超度，而群众是反对天主教的，只是顾虑要租教堂的田种，不敢公开反对。”[4](p.270-271)此外，永安（今蒙山）也发生了类似的文化冲突，一对刚入教的夫妇抵抗不了周围民众的压力，提出退出天主教，仍旧供奉自己的祖先，而在那里传教的苏安宁却强迫他们象出殡带孝一样，背着鞭炮一面放，一面大声叫喊：“谁阻挡入教，照我的样。”引起当地民众的极度不满，因此连入教的人也十分孤立，时常受群众的讥笑，甚至连房屋也遭受到石头的袭击[4](p.290-291)。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外来的宗教伦理文化这样一种新的文化类型的呈现，破坏了固有的宗教文化生态体系。在广西各地的城市与农村中以教堂为标识，外来宗教契入了整个底层的文化体系之中，并且还凭借其母国政治经济上的优势凌驾于整个本土文化体系之上。这种不同类型的文化碰撞，不仅给当地民众带来了思想混乱，也让一些本土精英人士反感，容易引发大规模的民教冲突。

二、民教冲突尖锐，教案时有发生

    随着天主教、基督教的大举侵入，广西各地在经受强烈的文化冲击的过程中，与外来传教士在社会文化习俗等方面产生了不少矛盾，同时加上传教士及其追随者任意在地方作威作福，也引起当地民众的强烈不满，民教之间的矛盾冲突尖锐起来，引发了不少教案。

    从教案发生的缘由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种：

    一是因传教士违反地方习俗引发的教案。最典型的即为“西林教案”。1856年春，非法进入西林县传教的法国人马赖在当地推行天主教的规矩，强迫群众放弃敬奉祖宗的思想，迫使他们改信天主教会，干涉群众的家庭婚姻等。当地已入教的教徒白三，其妻是异教徒，马赖逼她入教，“这样丈夫和教外妻子之间发生了争执”[3](p.132)，引起妻方家族亲戚的极度不满，于是将此事告知官府。知县张鸣凤随即传讯马赖，马赖态度十分傲慢，并以条约为由来辩驳，而事实上条约中并没有赋予其到中国内地传教的权利。在马赖拒不认罪的前提下，张鸣凤对他动用了大刑，结果马赖被杖死于公堂，这就是近代历史上著名的“西林教案”。后来，英法两国以此为口实发动了罪恶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值得注意的是，其他诸多教案的发生也或多或少地带有传教士肆意违反本土文化习俗方面的因素。

    二是因传教士意图帮助侵略引发的教案。这些教案主要发生于中法战争前夕。如在广西南部的上思，这一地区“地处边徼，界接越南，向有法国洋人设堂传教，往往招集广东钦、灵及州属奸民，溷迹于中，动辄滋事。”[5](p.854)早就引起清政府和地方士绅的注意。在战前的紧张气氛下，又“有教士马若望、周绍良来自钦、灵，辎重甚多，并不许人过问，形迹愈觉可疑，民情因之浮动。且传闻教士富于道有阴带悍匪赴援河城语”[3](p.144)，因此上思地方人心惶惶，情况十分紧急。清政府广西当局于是调集军队和团练武装及时加以防范。1884年1月下旬，清军和地方官绅搜查教堂时，各族人民蜂拥而进，翻箱倒柜，掘地推墙，以致把教堂全部推倒，最后还把法国传教士富于道等押送出境。

   三是因传教士为非作歹引发的教案。这种教案十分众多，传教士依恃西方国家的威权，往往肆意欺压百姓，任意逮捕缉拿广西人民，从而引起众怒，愤怒的人们便采取激烈的措施来对付传教行为。如在永安，传教士苏安宁在由蒙寨村前往荔浦的途中，行到州属凉亭的时候，看见墙上有劝人不宜从教的说帖，便向附近的联兴杂货店的伙计李元康询问，李回答说不知道，彼此争执起来。苏安宁竟喝令教民唐启虞、彭亚昌将李元康拿住带走。虽然护送苏氏的士兵多方代为求情，苏氏仍拒不放人。这一日正好是圩日，往来人多，约有二三百人，李元康当众赔礼，央求释放，苏安宁仍不允许，命令教民拉回古排圹。一时之间观者云集，群怒难遏，齐声喊夺。李元康的好友李亚安、廖士、李三等3人上前救助，发生搏斗，致使苏安宁毙命[3](pp.156-160)，这就是著名的“永安教案”。当然这其中也包含有华人传教士为非作歹而引发的教案。毕竟很多“华人之从教者恃外洋为护符，籍以凌虐军民，胁制官吏”[6]，往往引起地方各种势力的不满，也激起了广西各族人民对洋教的反抗。

    四是因土匪抢劫引发的教案。这种教案极少，如今仅见麦路德教案。麦路德（R.J.J.WACDQNALD）是梧州英国惠师礼会(1925年改名为梧州基督循道会)的创办人。他在1896—1899年陆续购买了土地二十五亩以上，建筑了教堂、学校和医院。1906年5月间，麦路德在搭乘英商“西南”号轮船由广州至梧州的途中，船上发生土匪抢劫的事件，麦路德被乱抢打死。当麦路德的棺木运回梧州出殡时，英国领事迫令梧州道台以下三级官员向高挂的英国旗和低挂的中国旗以及麦路德的棺材作三跪九叩的赔礼。事后，英国更借口向两广总督和清政府威胁要求赔款，并以西江匪患严重为由强夺了西江的航运管理权[3](p.439)。

    当然，清末广西发生的教案还有很多，比如象州教案[3](p.419)、乐里教案[7]、全县教案[3](p.427)等等。据不完全统计，清末广西发生大小教案46起之多[8](pp.267-274)。其中大多数是由于外国传教士庇护教民作奸犯科，同时加之地方绅民身怀民族大义，勇于制止外来侵略而致。众多教案的发生，表明清末广西十分尖锐的民教冲突，对当时广西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编辑: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