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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后半期,世间开始习惯地把大众型北京文化,称为“京味儿文化”。而在这种全方位多侧面的“京味儿文化”中间,最具文化播散力、最教八方人们为之着迷的,就要数“京味儿语言”即北京方言了。这种方言,语音明快悦耳,语汇五光十色,表现面丰富厚实,谈吐间魅力无限,时常能给听者以超常的享受和感染。在20世纪前期,随着中国新文化运动大力推广汉语白话文的日程,北京话曾以多项优势登临“国语”的显赫。
20世纪中期,新兴的人民共和国又进而将这种地方性语言,认定为在全国推行汉语标准话的方言基础,更使北京话在祖国的文化建设上享有了非比一般的殊荣。
我国各地的近代及现代汉语,都是由古代汉语分流演变而来的。人们发现,对照华中、华南、东南等汉民族世代聚居地区,北京现代方言中所保留的汉语古音韵,是最稀少的。这显然与我国北方的阿尔泰语系民族在历史上先后进入并统治北京地区达七百余年,直接相关。在这七百年间,仅母语为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的女真人与满人,就曾经在此建立过共计四百余年的金与清两个皇朝。在这四百多年间,女真语和满语必会与当地的汉语发生最密切的碰撞与会融。金代与清代,女真人和满人虽属统治者,在人口比例以及民族文化势能上却不占优势,故而其民族语言后来要为汉语替代是必然的。不过,这种大势上的必然却未让北京地区原有的汉语方言全面地称雄奏凯,女真语,尤其是后来的满语,尽管最终作为民族语言的整体淡出于历史文化场景,却在一个较长的阶段里,通过与北京地区汉语方言的双向交流互渗,潜移默化地将自身诸多的信息及特征,铸入于北京方言之内。
即以清代的满汉语言彼此互动而言,满语远非一味地只取被动守势,它不仅教汉语北京话收入了一系列的满语词汇,更让北京话平添了显见的口语轻重音读音新标准,以及大量“儿化”词的尾音处理新规律。这种具备了“轻音”与“儿化”新特征,并且收入了一定量满语词汇的北京话,便是经过原本操满语的满族人依据本民族语言特点来重塑汉语北京话的文化结晶——“汉语京腔”。“京腔的真正形成是在清初,京腔的创造者是往返于北京和东北之间满蒙汉八旗人,这中间当然也包括辽金时期和更早定居在关东的东北汉人。从语言的外部因素来说,对京腔形成贡献最大的是清朝各级满族统治者和宗室、贵族;从语言内部的接触规律看,满语极大地丰富了京腔的言语库。可以这样说,没有满语底层的影响,今天的这种京腔是不会出现的。”
在清代满族逐步改操汉语的过程中,京师满族整体投入了汉语“京腔”的打造工作。历史上,操阿尔泰语系母语的,除了有金代的女真族外,还曾有北魏的鲜卑族、辽代的契丹族和元代的蒙古族,都曾主宰过这片土地。这些民族要学习汉语,不单会保留许多讲母语的发音积习,优先亲近的也一定是汉语口语白话,而不会是汉语文言。“南方语言中至今保持着‘来哉!来哉!’等极近似古汉语的语言,在北方就没有。北方自《元曲》以来记录的极近似今天白话的语言,南方也没有。”“南方语言既近似文言,可见南方语言代表的是传统的汉话。北方语言则是新加入的北语(叫‘胡语’也没关系),北人说汉语也是‘汉语胡音’……”
到了清康乾时期,经过京师旗族在原有北京方言基础上系统打磨的“京腔”渐趋定型。这种上自皇帝、贵族下至京师内城统治民族人人习用的方言模式,自然会对各地官民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这正所谓“上行下效”,亦即“楚王好细腰,国人多饿死”。彼时,清廷还利用行政命令来推行京师方言作为国家官话:雍正六年,皇帝颁发了汉语正音的敕命,要求粤语区、闽语区、吴语区出身的官吏谒见皇帝时须说北京官话。《官音汇解》、《正音撮要》、《正音咀华》等规范标准音的语言学著作应时出版,并在南方各处开办正音书院。值得注意的是,《正音咀华》的作者莎彝尊就是一位满族人,这说明满族的知识分子此时已经承担起了北京话的音韵规范化和普及化工作。
八旗制度笼罩下的旗人们,群体性的文化艺术倾向已然在日常生活中崭露。而玩味语言、“撇京腔”,也成了他们的人生癖好:“玩”语言,或许是最“经济”最不用破费的一种艺术活动,穷旗人都“玩得起”;谁能把北京话讲得更字正腔圆、更诙谐俏皮、更有滋有味,也都会引得人们备加羡慕和着意仿效。后来,旗人们发现自己的汉语居然能够讲得比许多汉人还棒,一种自豪感便油然而生。老舍先生有一段话常常被引述,表达的正是满人们这种在京腔创造上面的自负与自耀:“至于北京话呀,他(指小说《正红旗下》中的人物、满族青年福海──引者注)说的是那么漂亮,以至使人认为他是这种高贵语言的创造者。即使这与历史不大相合,至少他也应该分享‘京腔’创作者的一份儿荣誉。是的,他的前辈们不但把一些满文词儿收纳在汉语之中,而且创造了轻脆快当的腔调;到了他这一辈,这腔调有时候过于轻脆快当,以至有时候使外乡人听不大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