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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行商贸易
2007-1-9 14:59:00 来源：三秦游综合 进入论坛
行商，包括帮客、厢客、边客、摊贩等。
帮客，也叫“帮会”，是带着货物长途贩运的团体。其中，有些是以同乡关系结成帮的，如京帮、津帮、山东帮、山西帮、川帮、陕帮、泾阳帮等。有些是因所贩运的货物种类结成的，如盐帮、粮食帮。也有因运输工具而结的，如车帮、马帮、船帮。每一队帮客中，都有首领指挥一切。帮内都有各自的规矩。
厢客和边客，是两种特珠的行商。
摊贩将作专节记述，在此不赘及。
一、粮食帮
旧时，关中西部，如乾县、礼泉、岐山一带的农民，常以村庄为单位，结成商队，在陕、甘两省之间贩运粮食，他们把关中的小麦运抵甘肃，而将对方的养麦、谷子、食盐等贩回陕西。其运输工具，主要是“狗脊梁车”，这是一种独轮手推车。他们之所以要结队而行，主要是为了途中彼此有所照应。
他们的队伍离开家乡时，要在村口烧一堆火，人人都要从火上跃过。他们认为这样会把鬼吓跑，会使商队一路平安。贩运途中，商队常在天麻麻亮时上路，直到半夜三更才入旅店投宿。他们说：“不怕慢，单怕站(停)，一站就是二里半。”所以他们宁可在路上走慢些，也要尽量缩短途中休息时间。由于劳累过度，所以语言生硬、冷、犟。他们聊天时，局外人会以为是在吵架。粮食运到目的地后，趸卖给当地的庄主(坐商)，由庄主零售。
二、盐帮
旧时，陕西省的盐帮，分头贩运食盐。
花马池，在定边县城西北约13公里的盐场堡，蕴藏着丰富的食盐，是陕西省唯一的池盐产地。从明代起，这里食盐的行销已有固定区域，以陕北和关中为主。盐帮南下贩盐时，都用毛驴驮运。来往于关中一宁夏之间的盐帮，用“板轱辘车”(一种平板车)送输。来往于陕南一四川，陕南一甘肃南部的盐帮，因道路崎岖，不易驮运，无法行车，都背运。
清代严禁走私食盐。所以盐帮秘密贩运，有些盐帮雇刀客护送。人民国后，官府允许在交税后自行出售，盐帮公开化，盐价下跌。
三、酒帮
旧时，陕西省勉县有一个“盐酒行”，专门收购甘肃酒帮、盐帮的商品进行批发。酒帮从甘肃省徽县贩运大曲酒。徽县与陕西省略阳县相邻，座落在丛山峻岭之中，道路崎岖难行。酒帮多用酒篓装徽县大曲，背负而行。每人手持一个丁字形的“搭杵”。如感觉累时。便将搭杵支在酒篓下面就地休息。他们多脚穿麻鞋，腿裹粗毛绑腿，人称“毛家呆”。酒帮多由二三十人组成。每一帮有一个领头的，由他发号施令，说歇就歇，说行就行。帮客们带有干粮，饿时就冷水而食。到达目的地后，住在商行为他们准备的草铺上，可以在公用厨灶上做饭。商行的伙计要用铁签在酒篓盖上戳一个小眼，用麦杆吸酒品尝，经查认为合格后，方付钱给酒帮。酒帮临走前还要烧香叩头拜神灵，祈求保佑一路平安。
四、船帮
陕西省汉江、丹江船运发达，旧时多有船帮。帮内讲江湖义气，提倡有福共享、有难同当。船帮忌讳很多，例如：忌言“沉”，所以船帮首领不可姓陈；忌言“翻”，因而吃鱼时忌翻个；为了避免联想到船底朝天，忌讳倒扣放置碗、盆；为了不致联想到船破，忌讳吃饭使用破碗。
旧时，帮会有会馆，主要以馆址的房屋供帮客聚会或寄宿。清朝末年，丹风县龙驹寨商业行分为盐帮、河南帮、坐地帮、船帮等，其中船帮地位最低。每年农历六月初六逢会，与会期间，其它帮会经常侮辱船帮。有一年，船帮因风雨阻隔，未及洗脚便匆匆到会。其它帮会借机刁难，诬称船帮是“花腿子”、“下贱帮会”，激起船帮义愤。船帮当即邀约所属500余船户和搬运工人，集资兴建自己的会馆，规定从每运一件货物的报酬中抽三个铜钱，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在光绪十七年(1891)建成了会馆——平浪官，俗称“花庙”。花庙规模宏大，木雕精美，现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Page] 五、耀州脚户
脚户又称“脚行”，是指使用牲畜驮运商品的人，或自运自销或受雇于人。
耀县脚户，遍布城乡，历史悠久，闻名遐迩。因农民多养骒骡，膘肥体壮，为他县鲜见。关中一带长期流传着“要买好骡走耀州，要吃好梨到邻州(今彬县)”的谚语。清朝道光三年(1823)版《秦疆治略·耀州》称：“州民……其人口众多者，畜骡赴北山宜君、同官各地煤场驮炭，赴三原一带发贾。
并有购买骡马，于省垣驮运官商货物，远赴他省者，均获厚利。”
脚户，多系农民，农忙务农，农闲赶着牲口跑运输。亦有一年四季跑运输者，即今所谓“运输专业户”。他们自由结合，三五成群，甚而数十人，结帮成伙。短途贩运粮食、煤炭、木料、瓷器等至富平、泾阳、三原销售；长途则将蓝靛、棉花、布匹驮至陕北、甘肃、宁夏、内蒙等地销售。返程驮盐、碱、毛货等，回县或发往西安等地销售。
脚户分三类：一是自养驮骡，自运、自销；二是自养驮骡专给行商、官商驮运货物；三是自己无牲口，而给掌柜、财东(养牲口的人)赶牲口，跑运输，挣些微薄的工钱，聊以糊口。第三类脚户人数不少，所以渭北一带常说：“不看泾三原人穿袍子，不看耀州人吆骡子”，意指泾阳、三原县的穷人外出也多穿袍子，耀州脚户赶的高骡大马不是他的而是财东的。
咸(阳)榆(林)公路、咸(阳)铜(川)铁路通车后，耀县脚户逐渐减少。1950年底尚有驮运牲口2200头，其中得力者1000头，半数经常作包运事业。今已基本无存。
六、泾阳帮
旧时，泾阳县经商者特多。明代康海写道：“泾阳……民逐末于外在八九”(《康对山集》)。其中从事长途贩运的商人结成帮会，即“泾阳帮”。
泾阳帮资本雄厚者，雇有较多的伙计、脚夫，带有大队人马，气势不凡。帮客常从湖南等省购人茶叶。为便于长途运输，将茶叶经过炒制，加工成砖茶，再用牲口驮运到青海、新疆、内蒙，卖给当地的少数民族牧民。他们从青海、新疆回归途中，在兰州购进水烟，再转运到江苏、上海等地销售。帮客往往一去数年不回家。
泾阳帮运货途中，雇用保镖护送，以防强盗抢劫。保镖也叫“镖客”，雇自“关中刀客”，刀客外出时，腋挟利刃(渭北使用临潼县关山镇制造的“关山刀子”)，后来以枪代刀。他们一般身强力壮，娴于技击。
七、炉客
四川省康定县，旧名打箭炉，在今甘孜藏族自治州东部。《清稗类钞》中说，这里“百货完备，商务称盛，在关外可首屈一指。常年交易，不下数千金，俗以‘小成都’名之”。自古以来，康定就是川西高原上汉、藏两族人民经济贸易的中心。
炉客，是陕西省户县对在康定和康定以西广大地区经商的人的称谓。从明代起，户县就有人陆续去康定经商。清末民初，康定有户县商人3000多人，仅泸河西岸就有户县商号40余家。其中经营较长的茂盛福，开业达150年，资方是户县牛东乡牛东村的孙启明。德泰和，有流动资金100多万，资方是户县北稻务村的南景山、张良寨村的宁志武等4人。户县炉客运进销售的商品有茶叶、百货、布匹。
茶叶由陕西省“泾阳帮”在四川雅安收购并加工后，卖给户县炉客，每年达4000驮(每驮4包，每包重60斤)。炉客在西藏收购的商品有麝香、虫草、贝母、羊毛、皮张，运到成都、重庆、沙市、武汉、上海等地出售。炉客经营的商号中，资金大的在上述大城市都有分支机构或驻有办事人员。个别炉客与外商直接贸易，如泰来恒与美国商人做药材买卖，德泰和经理陈洪涛得到英国某大学授予的商业学博士学衔。
炉客中除少数系城镇坐商外，大多数雇用马帮、牦牛驮上货物或自己背上货物翻山越岭、风餐露宿，深入收区进行交易。其方式，主要是以物易物，或以银元计价，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49年建国后一段时间。由于炉客刻苦学习藏语，尊重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加上经营方式灵活多样，且讲信用，因而在藏民中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受到兄弟民族各界的欢迎和信任。
炉客把户县的一些风俗带进了康定。康定古会的日期，与户县牛东乡牛东村古会日期完全相同，如正月初九为“上九会”，三月初三为“娘娘婆会”，七月初七为“亲友会”等。就连康定逢年过节敲锣打鼓的调子，也是牛东村的鼓乐音调。
炉客由于路途遥远，十年左右才能回家一次，有1000元便可回乡成家立业。因此，商号规定：学徒、店员每人每年储蓄几十元或100元，这样10年后可回到家乡。实际上多数炉客除中途回家小住几年外，几乎终生都从事康藏边疆的民族贸易。所以户县有这样的谚语：“有女不嫁炉客家，半辈夫妻半辈寡。”
康定有秦晋会馆，坐落在陕西街北端的诸葛街上，规模较大，是由陕西、山西两省在康定经商者集资兴建的。会馆有互助资金，两省人在康定生活有困难或回家无路费者，会馆无偿给予资助。
除康定以外，青海省玉树、云南省丽水以及西藏拉萨，也有户县炉客的商号分支或采购、转运人员。
建国后，炉客经营的商号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成为国营商店，部分炉客回到户县，此后再也无人走“炉”下川了。
[Page] 八、厢客
厢客，也叫“厢客”、“木厢”，是用河水贩运木料的商人。他们运输木料的工作，叫“赶厢”，有一些特殊习俗。本志以黑水河的赶厢业作为例子。
黑水河发源于太白山北麓，全长126公里，有许多支流，在周至县出峪。这里的赶厢业，鼎盛于清朝乾隆末年至嘉庆、道光之际，后因战乱而衰落。抗战期间，因我国很多木材基地沦陷，关中木材奇缺，黑水河赶厢业一度再起。
黑水河赶厢，有六个环节：首先要立据。旧时，秦岭山区分岭分段各有其主，厢客开展业务的第一步，就是同山主订立约据，取得采伐权，叫作“写山”。一般“写山”的内容，包括山林范围(即四止)，采伐树林品类，采伐起迄时间，分期付款日期等。第二，砍伐打印。厢客与山主立据之后，雇用山民，在规定的区域内砍伐。此后，用人力将伐倒的木料从山上就近向黑水河支流河滩内集中。
其方法叫“铺鱼板”，即将中小木料铺于下层，将大木料置诸其上。然后再用铁挽刺于木端，由山民向下牵拉。一直到木料全部转运到河滩为止。厢客接着对木料点收、打印。打印的目的，是防止在水运中与其他厢客的木料混淆。第三，叫“支流转运”。木料运到河滩后，便利用河水向黑水河干流转运。由于支流水力微弱，便用树梢聚水之法运送。其方法是：将树梢结成大捆、填入河中聚水，等水量充足后，开口放水让木料随水飘流。第四，称“干流厢运”。将木料由支流全部转运到黑水河坝后，先集结于一处或数处。第二年人春冰雪融解，河水涨时投入干流中，向山外漂运，这就是厢运的正式开始。木料在干流起运时，厢工们乘坐木筏，手持铁挽，跟随木料顺流飘下，随时拨正木料流向。河岸上也有厢工跟随，协助赶运。赶一次厢，一般要安排厢工二、三百人才行。水运途中，厢客最担心木料陷于石崖下的深渊里。所以在这种河段，厢工们就要格外小心，用铁挽牵着木料使其顺利通过。
第五，峪口认木。厢客不是少数几家，据资料记载清末多达36家。各家的木料都是借春水起运，农历四月前后出峪。当木料飘到黑水河峪口时，各家木料便混杂在一起。厢客就根据各自的印记认捞，一般都重信誉，很少纷争。第六，木料入场。木料上岸后，厢客就雇村民将其运入货场。至此，赶厢业务完成。
赶厢中，还有一些民俗现象：黑水河峪口有一座龙王庙，有大殿、戏楼等建筑物，是厢客集资修建的。每当木料飘至峪口约百里时，厢客就叫戏子在戏楼演戏酬神。一演就是十天半月，或更长，直到木料出峪口上岸，进入货场为止。当木料飘出峪口时，厢客还雇人将龙王塑像抬至河滨，虔诚跪拜。
厢客用这种办法，招来了看戏看热闹的许多村民。他们借机张贴广告，雇村民为其扛运木料。
据说厢客运出一次木料，有的花二、三年时间，甚至有耗时四、五年的。由于赶厢周期长，费用大，所以只有富有商家才能经营得起。
乾隆年间，户县南山的白骨松、油松、椅桐、梓漆、文楸等木料，常由涝河水运到咸阳等地。
清末徐珂云：“陕西岐山三才峡，有木商集于老林，伐木……贸易山外，谓之‘木厢’。”(《清稗类钞》)
九、边客
旧时，把进入内蒙古伊克昭盟各旗专与蒙族人民交易的内地商人叫边客、边商或边行。
明朝初年，蒙汉没有交易市场，蒙古人经常南下掠取财物。自从明政府重建长城并加强防御力量后，蒙古人不能轻易南下，这才申请纳贡交易。当时，两族交易只许在长城沿线官方指定的市场进行。
嘉靖年间(1522 1566)互市于定边县花马池，隆庆五年(1571)改于榆林县红山。为此，在红山北面建款贡城，作为蒙汉官员洽谈贸易，献上贡物、赠送礼品的场所；并在附近的红石峡东山顶建易马城，作为牲畜交易市场。万历三十五年(1607)，陕西巡抚涂余溶鉴于每当互市日期，万骑云集，市面拥挤，不易维持秩序，为了加强警戒，防止发生意外事件，在红山顶部的驻军观察所长城镇北台附近建市场。
自正月十五日以后，每隔一日互市，城内会讲蒙语的商人带着绸缎、布匹、糖、茶、酒、手工艺品来市场摆摊；蒙古人带着牲畜、羊毛、皮张，也在此交易。清代以后，蒙汉往来的限制逐渐废除，榆林撤销红山市场，改在城内交易。
清政府在神木县内设了理事司员和理事同知两个钦差衙门，专管伊克昭盟六旗事务。此后，入内蒙贸易的边商获得特殊支持。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蒙人不知商术，大率以物易物。与汉人交易，唯通事(翻译)之言是听，通事遂得上下其手，以获厚利。奸商复有与蒙人共同经营者，蒙人出资本，不敢张扬，盖恐王公等艳其富名致多需索也。岁一结账。汉人习知其性，第一年纵有亏折，辄言获利以绐之，借求益其资本。次年不损不益，再次年略有亏折，不数年本利全没，蒙人亦无可如何也。
蒙人之外出者，其往来均就素所交易之商店以谋食，饮食费用均为供应。蒙人贪小利，乐就之，而汉人乃多因以致富。”徐珂之言虽然不是特指陕北，但陕北绝不例外。神木边商由经营蒙古生意致富者甚多，清代中期县城最著名的黄、韩、马、解四大家都因此起势。
边客在内蒙古的发展，一般是先行销而后“扎庄”，也就是由经商而兼营农牧业。清朝末年，蒙地大量放垦，有些边商从而变为地主或成为转租土地的“二地主”。
十、单帮客
单帮客，就是利用地区间价格差异，从事商品贩卖以获利，而未加入商业行帮的单人商贩。他们的经营行为，称作“跑单帮”。例如，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军封锁，陕西省物资缺乏。当时，有一些单帮客不畏艰险，深入沦陷区偷运货物入陕。有的没有店铺，货物运到西安后，投向寄卖所寄卖。
寄卖所不论货物是否能够很快出售，都要先垫出货款，以便单帮客再去贩运。
编辑:秦人
帮客，也叫“帮会”，是带着货物长途贩运的团体。其中，有些是以同乡关系结成帮的，如京帮、津帮、山东帮、山西帮、川帮、陕帮、泾阳帮等。有些是因所贩运的货物种类结成的，如盐帮、粮食帮。也有因运输工具而结的，如车帮、马帮、船帮。每一队帮客中，都有首领指挥一切。帮内都有各自的规矩。
厢客和边客，是两种特珠的行商。
摊贩将作专节记述，在此不赘及。
一、粮食帮
旧时，关中西部，如乾县、礼泉、岐山一带的农民，常以村庄为单位，结成商队，在陕、甘两省之间贩运粮食，他们把关中的小麦运抵甘肃，而将对方的养麦、谷子、食盐等贩回陕西。其运输工具，主要是“狗脊梁车”，这是一种独轮手推车。他们之所以要结队而行，主要是为了途中彼此有所照应。
他们的队伍离开家乡时，要在村口烧一堆火，人人都要从火上跃过。他们认为这样会把鬼吓跑，会使商队一路平安。贩运途中，商队常在天麻麻亮时上路，直到半夜三更才入旅店投宿。他们说：“不怕慢，单怕站(停)，一站就是二里半。”所以他们宁可在路上走慢些，也要尽量缩短途中休息时间。由于劳累过度，所以语言生硬、冷、犟。他们聊天时，局外人会以为是在吵架。粮食运到目的地后，趸卖给当地的庄主(坐商)，由庄主零售。
二、盐帮
旧时，陕西省的盐帮，分头贩运食盐。
花马池，在定边县城西北约13公里的盐场堡，蕴藏着丰富的食盐，是陕西省唯一的池盐产地。从明代起，这里食盐的行销已有固定区域，以陕北和关中为主。盐帮南下贩盐时，都用毛驴驮运。来往于关中一宁夏之间的盐帮，用“板轱辘车”(一种平板车)送输。来往于陕南一四川，陕南一甘肃南部的盐帮，因道路崎岖，不易驮运，无法行车，都背运。
清代严禁走私食盐。所以盐帮秘密贩运，有些盐帮雇刀客护送。人民国后，官府允许在交税后自行出售，盐帮公开化，盐价下跌。
三、酒帮
旧时，陕西省勉县有一个“盐酒行”，专门收购甘肃酒帮、盐帮的商品进行批发。酒帮从甘肃省徽县贩运大曲酒。徽县与陕西省略阳县相邻，座落在丛山峻岭之中，道路崎岖难行。酒帮多用酒篓装徽县大曲，背负而行。每人手持一个丁字形的“搭杵”。如感觉累时。便将搭杵支在酒篓下面就地休息。他们多脚穿麻鞋，腿裹粗毛绑腿，人称“毛家呆”。酒帮多由二三十人组成。每一帮有一个领头的，由他发号施令，说歇就歇，说行就行。帮客们带有干粮，饿时就冷水而食。到达目的地后，住在商行为他们准备的草铺上，可以在公用厨灶上做饭。商行的伙计要用铁签在酒篓盖上戳一个小眼，用麦杆吸酒品尝，经查认为合格后，方付钱给酒帮。酒帮临走前还要烧香叩头拜神灵，祈求保佑一路平安。
四、船帮
陕西省汉江、丹江船运发达，旧时多有船帮。帮内讲江湖义气，提倡有福共享、有难同当。船帮忌讳很多，例如：忌言“沉”，所以船帮首领不可姓陈；忌言“翻”，因而吃鱼时忌翻个；为了避免联想到船底朝天，忌讳倒扣放置碗、盆；为了不致联想到船破，忌讳吃饭使用破碗。
旧时，帮会有会馆，主要以馆址的房屋供帮客聚会或寄宿。清朝末年，丹风县龙驹寨商业行分为盐帮、河南帮、坐地帮、船帮等，其中船帮地位最低。每年农历六月初六逢会，与会期间，其它帮会经常侮辱船帮。有一年，船帮因风雨阻隔，未及洗脚便匆匆到会。其它帮会借机刁难，诬称船帮是“花腿子”、“下贱帮会”，激起船帮义愤。船帮当即邀约所属500余船户和搬运工人，集资兴建自己的会馆，规定从每运一件货物的报酬中抽三个铜钱，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在光绪十七年(1891)建成了会馆——平浪官，俗称“花庙”。花庙规模宏大，木雕精美，现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Page] 五、耀州脚户
脚户又称“脚行”，是指使用牲畜驮运商品的人，或自运自销或受雇于人。
耀县脚户，遍布城乡，历史悠久，闻名遐迩。因农民多养骒骡，膘肥体壮，为他县鲜见。关中一带长期流传着“要买好骡走耀州，要吃好梨到邻州(今彬县)”的谚语。清朝道光三年(1823)版《秦疆治略·耀州》称：“州民……其人口众多者，畜骡赴北山宜君、同官各地煤场驮炭，赴三原一带发贾。
并有购买骡马，于省垣驮运官商货物，远赴他省者，均获厚利。”
脚户，多系农民，农忙务农，农闲赶着牲口跑运输。亦有一年四季跑运输者，即今所谓“运输专业户”。他们自由结合，三五成群，甚而数十人，结帮成伙。短途贩运粮食、煤炭、木料、瓷器等至富平、泾阳、三原销售；长途则将蓝靛、棉花、布匹驮至陕北、甘肃、宁夏、内蒙等地销售。返程驮盐、碱、毛货等，回县或发往西安等地销售。
脚户分三类：一是自养驮骡，自运、自销；二是自养驮骡专给行商、官商驮运货物；三是自己无牲口，而给掌柜、财东(养牲口的人)赶牲口，跑运输，挣些微薄的工钱，聊以糊口。第三类脚户人数不少，所以渭北一带常说：“不看泾三原人穿袍子，不看耀州人吆骡子”，意指泾阳、三原县的穷人外出也多穿袍子，耀州脚户赶的高骡大马不是他的而是财东的。
咸(阳)榆(林)公路、咸(阳)铜(川)铁路通车后，耀县脚户逐渐减少。1950年底尚有驮运牲口2200头，其中得力者1000头，半数经常作包运事业。今已基本无存。
六、泾阳帮
旧时，泾阳县经商者特多。明代康海写道：“泾阳……民逐末于外在八九”(《康对山集》)。其中从事长途贩运的商人结成帮会，即“泾阳帮”。
泾阳帮资本雄厚者，雇有较多的伙计、脚夫，带有大队人马，气势不凡。帮客常从湖南等省购人茶叶。为便于长途运输，将茶叶经过炒制，加工成砖茶，再用牲口驮运到青海、新疆、内蒙，卖给当地的少数民族牧民。他们从青海、新疆回归途中，在兰州购进水烟，再转运到江苏、上海等地销售。帮客往往一去数年不回家。
泾阳帮运货途中，雇用保镖护送，以防强盗抢劫。保镖也叫“镖客”，雇自“关中刀客”，刀客外出时，腋挟利刃(渭北使用临潼县关山镇制造的“关山刀子”)，后来以枪代刀。他们一般身强力壮，娴于技击。
七、炉客
四川省康定县，旧名打箭炉，在今甘孜藏族自治州东部。《清稗类钞》中说，这里“百货完备，商务称盛，在关外可首屈一指。常年交易，不下数千金，俗以‘小成都’名之”。自古以来，康定就是川西高原上汉、藏两族人民经济贸易的中心。
炉客，是陕西省户县对在康定和康定以西广大地区经商的人的称谓。从明代起，户县就有人陆续去康定经商。清末民初，康定有户县商人3000多人，仅泸河西岸就有户县商号40余家。其中经营较长的茂盛福，开业达150年，资方是户县牛东乡牛东村的孙启明。德泰和，有流动资金100多万，资方是户县北稻务村的南景山、张良寨村的宁志武等4人。户县炉客运进销售的商品有茶叶、百货、布匹。
茶叶由陕西省“泾阳帮”在四川雅安收购并加工后，卖给户县炉客，每年达4000驮(每驮4包，每包重60斤)。炉客在西藏收购的商品有麝香、虫草、贝母、羊毛、皮张，运到成都、重庆、沙市、武汉、上海等地出售。炉客经营的商号中，资金大的在上述大城市都有分支机构或驻有办事人员。个别炉客与外商直接贸易，如泰来恒与美国商人做药材买卖，德泰和经理陈洪涛得到英国某大学授予的商业学博士学衔。
炉客中除少数系城镇坐商外，大多数雇用马帮、牦牛驮上货物或自己背上货物翻山越岭、风餐露宿，深入收区进行交易。其方式，主要是以物易物，或以银元计价，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49年建国后一段时间。由于炉客刻苦学习藏语，尊重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加上经营方式灵活多样，且讲信用，因而在藏民中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受到兄弟民族各界的欢迎和信任。
炉客把户县的一些风俗带进了康定。康定古会的日期，与户县牛东乡牛东村古会日期完全相同，如正月初九为“上九会”，三月初三为“娘娘婆会”，七月初七为“亲友会”等。就连康定逢年过节敲锣打鼓的调子，也是牛东村的鼓乐音调。
炉客由于路途遥远，十年左右才能回家一次，有1000元便可回乡成家立业。因此，商号规定：学徒、店员每人每年储蓄几十元或100元，这样10年后可回到家乡。实际上多数炉客除中途回家小住几年外，几乎终生都从事康藏边疆的民族贸易。所以户县有这样的谚语：“有女不嫁炉客家，半辈夫妻半辈寡。”
康定有秦晋会馆，坐落在陕西街北端的诸葛街上，规模较大，是由陕西、山西两省在康定经商者集资兴建的。会馆有互助资金，两省人在康定生活有困难或回家无路费者，会馆无偿给予资助。
除康定以外，青海省玉树、云南省丽水以及西藏拉萨，也有户县炉客的商号分支或采购、转运人员。
建国后，炉客经营的商号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成为国营商店，部分炉客回到户县，此后再也无人走“炉”下川了。
[Page] 八、厢客
厢客，也叫“厢客”、“木厢”，是用河水贩运木料的商人。他们运输木料的工作，叫“赶厢”，有一些特殊习俗。本志以黑水河的赶厢业作为例子。
黑水河发源于太白山北麓，全长126公里，有许多支流，在周至县出峪。这里的赶厢业，鼎盛于清朝乾隆末年至嘉庆、道光之际，后因战乱而衰落。抗战期间，因我国很多木材基地沦陷，关中木材奇缺，黑水河赶厢业一度再起。
黑水河赶厢，有六个环节：首先要立据。旧时，秦岭山区分岭分段各有其主，厢客开展业务的第一步，就是同山主订立约据，取得采伐权，叫作“写山”。一般“写山”的内容，包括山林范围(即四止)，采伐树林品类，采伐起迄时间，分期付款日期等。第二，砍伐打印。厢客与山主立据之后，雇用山民，在规定的区域内砍伐。此后，用人力将伐倒的木料从山上就近向黑水河支流河滩内集中。
其方法叫“铺鱼板”，即将中小木料铺于下层，将大木料置诸其上。然后再用铁挽刺于木端，由山民向下牵拉。一直到木料全部转运到河滩为止。厢客接着对木料点收、打印。打印的目的，是防止在水运中与其他厢客的木料混淆。第三，叫“支流转运”。木料运到河滩后，便利用河水向黑水河干流转运。由于支流水力微弱，便用树梢聚水之法运送。其方法是：将树梢结成大捆、填入河中聚水，等水量充足后，开口放水让木料随水飘流。第四，称“干流厢运”。将木料由支流全部转运到黑水河坝后，先集结于一处或数处。第二年人春冰雪融解，河水涨时投入干流中，向山外漂运，这就是厢运的正式开始。木料在干流起运时，厢工们乘坐木筏，手持铁挽，跟随木料顺流飘下，随时拨正木料流向。河岸上也有厢工跟随，协助赶运。赶一次厢，一般要安排厢工二、三百人才行。水运途中，厢客最担心木料陷于石崖下的深渊里。所以在这种河段，厢工们就要格外小心，用铁挽牵着木料使其顺利通过。
第五，峪口认木。厢客不是少数几家，据资料记载清末多达36家。各家的木料都是借春水起运，农历四月前后出峪。当木料飘到黑水河峪口时，各家木料便混杂在一起。厢客就根据各自的印记认捞，一般都重信誉，很少纷争。第六，木料入场。木料上岸后，厢客就雇村民将其运入货场。至此，赶厢业务完成。
赶厢中，还有一些民俗现象：黑水河峪口有一座龙王庙，有大殿、戏楼等建筑物，是厢客集资修建的。每当木料飘至峪口约百里时，厢客就叫戏子在戏楼演戏酬神。一演就是十天半月，或更长，直到木料出峪口上岸，进入货场为止。当木料飘出峪口时，厢客还雇人将龙王塑像抬至河滨，虔诚跪拜。
厢客用这种办法，招来了看戏看热闹的许多村民。他们借机张贴广告，雇村民为其扛运木料。
据说厢客运出一次木料，有的花二、三年时间，甚至有耗时四、五年的。由于赶厢周期长，费用大，所以只有富有商家才能经营得起。
乾隆年间，户县南山的白骨松、油松、椅桐、梓漆、文楸等木料，常由涝河水运到咸阳等地。
清末徐珂云：“陕西岐山三才峡，有木商集于老林，伐木……贸易山外，谓之‘木厢’。”(《清稗类钞》)
九、边客
旧时，把进入内蒙古伊克昭盟各旗专与蒙族人民交易的内地商人叫边客、边商或边行。
明朝初年，蒙汉没有交易市场，蒙古人经常南下掠取财物。自从明政府重建长城并加强防御力量后，蒙古人不能轻易南下，这才申请纳贡交易。当时，两族交易只许在长城沿线官方指定的市场进行。
嘉靖年间(1522 1566)互市于定边县花马池，隆庆五年(1571)改于榆林县红山。为此，在红山北面建款贡城，作为蒙汉官员洽谈贸易，献上贡物、赠送礼品的场所；并在附近的红石峡东山顶建易马城，作为牲畜交易市场。万历三十五年(1607)，陕西巡抚涂余溶鉴于每当互市日期，万骑云集，市面拥挤，不易维持秩序，为了加强警戒，防止发生意外事件，在红山顶部的驻军观察所长城镇北台附近建市场。
自正月十五日以后，每隔一日互市，城内会讲蒙语的商人带着绸缎、布匹、糖、茶、酒、手工艺品来市场摆摊；蒙古人带着牲畜、羊毛、皮张，也在此交易。清代以后，蒙汉往来的限制逐渐废除，榆林撤销红山市场，改在城内交易。
清政府在神木县内设了理事司员和理事同知两个钦差衙门，专管伊克昭盟六旗事务。此后，入内蒙贸易的边商获得特殊支持。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蒙人不知商术，大率以物易物。与汉人交易，唯通事(翻译)之言是听，通事遂得上下其手，以获厚利。奸商复有与蒙人共同经营者，蒙人出资本，不敢张扬，盖恐王公等艳其富名致多需索也。岁一结账。汉人习知其性，第一年纵有亏折，辄言获利以绐之，借求益其资本。次年不损不益，再次年略有亏折，不数年本利全没，蒙人亦无可如何也。
蒙人之外出者，其往来均就素所交易之商店以谋食，饮食费用均为供应。蒙人贪小利，乐就之，而汉人乃多因以致富。”徐珂之言虽然不是特指陕北，但陕北绝不例外。神木边商由经营蒙古生意致富者甚多，清代中期县城最著名的黄、韩、马、解四大家都因此起势。
边客在内蒙古的发展，一般是先行销而后“扎庄”，也就是由经商而兼营农牧业。清朝末年，蒙地大量放垦，有些边商从而变为地主或成为转租土地的“二地主”。
十、单帮客
单帮客，就是利用地区间价格差异，从事商品贩卖以获利，而未加入商业行帮的单人商贩。他们的经营行为，称作“跑单帮”。例如，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军封锁，陕西省物资缺乏。当时，有一些单帮客不畏艰险，深入沦陷区偷运货物入陕。有的没有店铺，货物运到西安后，投向寄卖所寄卖。
寄卖所不论货物是否能够很快出售，都要先垫出货款，以便单帮客再去贩运。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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