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民俗文献记录

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在生活斗争中，除了姿势的表达以外，还发出哼唷哼唷的声音。在这种声音的基础上发展成为表达思想感情的语言。那时，还没有产生文字，只是用手势、符号传递信息，表达感情。如用结绳刻木、系草画岩等方法记载事物，交流感情。从这时起，即有民俗的出现，不过没有文字记载，只是口耳相传罢了。
　　自从有了文字记载，发现了刻骨、刻木、绘画等刻具与书写工具后，人类的往事便零星地记录和保存了下来。天长日久，逐渐而形成的民间生活习俗，才有比较完整的记载。
　　民俗是人民生活的反映，由简到繁，由单一的形式到多样的形式，是人民力量的共同创造。开始由“巫”、“卜”、“占”等神教的掌握者，到处宣传、传授，后来有了记录史事的史官把人类生活中的大事，记录下来，传之于后世。于是，巫史结合，史俗并载，民俗才得以继承和发展。
　　中国古代的“民俗”，见诸于专著、文章或文人的笔记中。如《诗经》就记载了许多民俗现象，《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先秦时期的重要文学作品。这部书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西周初期至春秋中期前后500年间的广阔社会生活。从民俗的角度看，它的题材以至形式，大都具有民俗资料的价值。其中的《风》，号称十五国风，有周南、召南、邺、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地的民歌，以上地区多半都在现今陕西省境内。《诗经》中所记载的民俗事象十分广泛，诸如抢婚、赘婿、祈报社稷、祭祖颂祖、养蚕织布、狩猎制裘、采薇、刈薪、婚嫁生育等等，均有较详细的记载。
　　《山海经》是记载民俗事象很丰富的著作，从民俗的观点看，可以说是一部在古代人观念中的《民俗志》，它的民俗价值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一、古山古水中之服饰、信仰、巫术民俗；二、对山神及风云雷雨等自然神的崇拜；三、医药民俗的记录与保存；四、对巫和巫术的记载；五、对古代神话的记录与保存。《山海经》记述的各项民俗，大都是原始人的思维、信仰、禁忌及宗教巫术观念的表现，对考察夏商周三代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俗到礼，以礼论俗，以至将民俗礼制化，这是民俗发展中所经之路。如《周礼》的问世，对于研究当时社会制度、典章文物、风俗习尚、工艺发展及各种礼制，都有很重要的价值。《周礼》记述习俗不是按民问原俗述其原委，而是把它加以规定和系统化，并在详细分工基础上设官管理，这就使民俗与礼制结合，形成了俗与礼一致的关系。继《周礼》后，到了西汉时期，礼学家戴德、戴圣兄弟撰写《大戴记》、《小戴记》，前者85篇，后者49篇，均称为《礼记》。《大戴记》到唐代已佚失大半，只存39篇。所以后世通行的《礼记》多指《小戴记》了。《礼记》的问世，正规地将“俗”纳入“礼”的范畴，载入《礼记》专著中。所以《礼记》也可以说是一部民俗的著作。
　　随着时代的前进，从俗的源头到以俗问礼或以俗论政，历代不断地出现了有关论及俗与礼、俗与政的著作，其中记载了大量的民俗事象，或在文人的笔记中，记载了许多生动活泼的民俗事象。如东汉崔定的《四月令》是一部以讲农桑种植为内容的农书，其中记载农殖民俗较多。《齐民要术》为后魏高阳太守贾思勰撰，原书10卷、92篇，其中反映了许多民俗观念及占卜、禁忌、祈验丰收等民俗事象。汉刘歆所著《西京杂记》，记述了汉代长安的传闻逸事以及各种民俗事象。干宝的《搜神记》是中国较早集中地记述神话传说、俗闻佚事的专书。其中所记述的服饰习俗，也颇有特色。东汉应劭著《风俗通》，记载民俗事象甚丰。
　　汉魏以后，分赴区或民族风俗的采录活动，逐步开展。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记载了中国两湖地区的岁时习俗活动，可以说是中国较早出现的有关区域性的风俗专著。此后，有关记载民俗的著作就更多了。采集研讨民俗的人，也愈来愈多了。诸如《酉阳杂俎》、《四时事纂要》、《岁时广记》、《东京梦华录》、《梦梁录》、《武林旧事》等等，就不一一列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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