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益区旧志序言选（2）

    〔民国〕《同官县志》序
    陕之同官，壤地褊小。清乾隆时，巡抚毕沅议省并，吴人顾森流寓于此，移书力争，乃已，邑人以为“祋祤干城”焉。其隶属亦无定，清代原属耀州，自雍正时耀改散州，始属西安府。民国初隶关中道，嗣隶第七行政督察区，三十年改隶第三区，迄今年本志印未竣时，复议改隶第二区。二区专署新置于耀，则犹清之属耀州矣。而向之隶三区，则犹晋唐之属北地宜君也。然其矿藏特富，现月产煤约二万吨，倘三倍其产量，尚可开采二百年。考古家每艳称耀州宋瓷，实出同官，耀固无陶土，销场所在耳。孟姜女之讴歌历三千年，其生没遗迹，传皆在此。是其邑虽小，而颇具全国性与历史性，异乎洛川之但为区治者矣。余核印《洛川志》甫竣，即从事同官。邑志虽成于乾隆，而民国有续稿二十四卷，李君榻山之所撰也。自三区余专员正东倡率修志，复依所颁类目修订补充，精缮得二十册，则前年李君及和君文瑄、杨君华亭共为之者也。三区专署所颁类目，悉采余所草之《方志今议》，原稿条分件系，巨细不违。余核订时，转多省变，盖视其材料之翔实与否，不容为体例所拘牵也。计得三十篇，具详例目。
    方《洛川志》之成，余曾为长序，谓比事属辞，区区易为，吃紧工作，仍在材料之搜集。盖今人之于方志，犹多误解，时代已殊，陈见未去，第一过重文辞，不知志乘叙述，但贵简明有条理，了无枝蔓复杂虚套之辞。果能是，用白话文且更佳也。稍进则知重编次体裁，实则头脑清楚而常识充足者，秉笔发凡，于体裁亦无何等问题也。大问题只在材料之不实不尽而已！余所举材料来源三宗：一曰实地调查，二曰档案整理，三曰群书采录，皆非易事。调查必依科学方法，至少亦须据《方志今议》中所拟二十余种表目，一度普查。自核洛志，知此事非对县政人员先施训练不可，则省县政府之事矣。于是，图难于易，易“实地调查”为“方桌访问”。兹核同志，此层最为顺手，和李二君，深悉邑故，相处一室，时经三月，一有疑问，随举随答。且李君于二十四年续编时，跋涉山川，采查登录，法即未备，功已可钦。至其次之“档案整理”，则非先有统一之类码与平昔之责成不可，又中央政府之事矣。于是，易为“报告抄送”。复次之“群书采录”，则每邑为之，甚不经济，宜有统筹全国之工作机构，又中央学术机关之事矣。于是，易为“旧志剪贴”。兹核同志，前者原稿已就地征集抄入，偶有未备，或误于手民，自所难免。后者又以印校仓促，乾隆旧志固已囊括其中，而雍正之省通志，民国两宋（伯鲁、联奎）之续通志稿，以及县所旧隶之耀州、西安两志，乃竟未遑参稽，颇为遗憾（惟原稿亦曾略参续通志稿）。总而言之，新修方志，得如同官者，酌古准今，披文怀质，纵理想未符，而风声足树矣。
    自春三月迄夏五月，余与和李两君径寓印刷厂中，昼夜督印，进度颇速。盖原定出版期在本年一月，当时付稿无多，嗣乃随核随印，而李君病矣，促其遄归，和君独任校雠。东路战局忽紧张，常有空警，厂在东城根，又稍南移，用是排印工作颇受影响。日者东都告急，风鹤频惊，斯志竟能于板荡中成书，亦大足资纪念。余将度陇，亟述其颠末如此。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五月，黎锦熙序于西京崇礼路泰华印刷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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