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郑县陈规陋俗

    城乡人民除在婚丧节日中渗透若干封建迷信色彩外，尚有以下陈规陋习：
    迷信天命鬼神。治病不就医服药，而请巫婆神汉，装神弄鬼，让其诈骗钱财。遇有困难灾患，不从主观努力克服，而祈灵于方士、阴阳，看相算命、卜卦、画符，有的焚香许愿，有的设坛神跳端公，听凭敲诈勒索，自己折（shé）财上当而不觉悟，此种现象暗藏民间，从未消失。至今，除设坛、跳端公已经绝迹，其它种种尚有所闻。
    给小儿拜干爹。部分人认为自己的孩子不易成活，拜了干爹，就可避免夭折，此俗现在尚有所见。
    讳言忌行。行走出门要卜期看日子，强调“七不出门1，八不归家”。只能说好话，不能说不吉利的话。结婚时不许孕妇和独身人入洞房。死了小孩，父母不能亲手埋藏。妇女产期不许生人进门，家中建灶也不许生人入室。类似陋俗，至今尚存。
    酗酒。城乡有部分人不会过日子，有今天没明天，经常大吃大喝，嗜酒如命。赶集、探亲动辄酗酒猜拳，醉后发疯，打闹生事，影响安定。有的东拉西借，也“不让嘴受穷”，庄稼不着急，年终靠救济，年年救济，年年穷。
    吸毒。清末民国年间，本县人民中抽大烟形成最严重的恶习。大烟即鸦片烟，原为英法帝国主义者侵华输入，故又称洋烟，清咸丰年间从湖北、四川等地传入本县。同治末光绪初，县内有少量种植，后渐扩展，不少城镇居民随之吸食成瘾。民国10年（1921）陕南边防军总司令吴新田，为扩充实力，支应军费，放纵农民种植大烟，从中大收烟亩款。20年（1931）前后，全县每年种烟面积不下20万亩，夏粮面积严重减缩，素以产粮著称的汉中盆地，粮食竟不能自给，靠外地输入。因种烟普遍，吸毒受害程度亦日益严重。原南郑县有关资料载：“商民吸烟成瘾的约十之八九。”80老人刘克强于民国29年（1940）曾为县政府禁烟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在书面回忆中说：“本县吸食鸦片盛行时期，家家客房里都摆烟具，喜事丧事招待客人的鸦片比酒肉还重要。城乡各处，烟馆到处可见，原南郑城区竟有烟馆200余处，全县烟馆上千家。开设烟馆者大多是无业游民，本人也吸烟。一间房设几个烟床，每床一副烟具，至少一个枪手（因本身成为烟鬼，无法聊生，整年倒在烟馆的床上替吸烟客人当助手），凡从烟馆出入者，多为衣衫褴褛，形容枯槁的狠狈样。”另据调查，农村居民中吸毒者也很多。协税集当时有居民200余户，烟馆即有30余家；周家坪居民150户，有烟馆16处；青树街居民不足60户，有烟馆13处。无论城镇农村，到处都有面如黄土、身枯似柴的烟民。不少人染上烟瘾后不能自拔，或倾家荡产，卖儿卖女，或沦为乞丐、盗贼，或服毒自杀。据《陕西民政》记载：民国27年（1938），南郑有烟民18620人，其中贫民10752人，赤贫7545人，普通者323人。民国21年（1932），南京政府曾下禁烟令。24年（1935）设立禁烟所，但又设官膏局，收纳灯捐，由警察局照烟馆灯数按月收缴，禁售禁吸形成空话。《陕政月刊》四卷十二期载：“鸦片收入，作为军费开支，故军人皆不主张禁烟。”从民国21年（1932）至解放前夕，禁烟长达18年，时禁时放，从中渔利，禁不彻底。解放后才彻底肃清烟毒危害。

编辑: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