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郑县民族、宗族介绍（2）

    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桓公死于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郑称”。《三国志·张鲁传》：“建安十六年（211）春三月”，“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家”，被张鲁收容安置。《三国志·诸葛亮传》：“亮拔西县（今甘肃省天水市西南）千余家还汉中”。《晋书·李特传》记，晋元康年间（291～299）“关西百姓流徙就谷，相与入汉者数万家，十余万口。”永嘉五年（311）秦州两千余家因饥饿所迫流入汉中。建兴元年（313），李运、杨武等人将襄三千余家迁入汉中。《宋史·吴价传》：“南宋绍兴六年（1136）吴玠命梁、洋守将，治褒城毁堰，（关西）民知灌溉可恃，愿归者数万家。”《汉中府志》载：“郡属土著无多”，“南北两山及西、凤、宁、略、留、定之属则老民十之二三，余均新民矣。新民两湖最多，川民亦多；次湖籍，则安徽、两广，次则河南，贵州间亦有之。”《续修南郑县志》中也说：“南郑遭‘蓝发之乱’（对蓝大顺、太平军在南郑的军事行动的诬蔑），土著仅十之二三，余多客籍。”《续陕西省通志》载：“汉江以北者称为北坝，人民土著居多。汉江以南亦系平原，称为南坝，多系四川、湖广、江西等处外来户。”本县旧为汉中首县，历次迁来汉中的人口，都首当其冲地增加本县户籍，休养生息，形成本县现在的住户和大家氏族。境内由户数多少不等的同姓聚居某地，遂成大小不等的大姓宗族（俗称大户、大族或大姓）。各乡、镇、村大都有几姓为主的大族，而以平川为多。大族聚居地也有外姓杂居。其户数少，常被大姓氏族称为“独户”或“外来户”。宗族聚居处，往往以姓氏称其地名，如：何家湾、汪家坝、陈家营等。
    宗族关系 维系宗族亲缘关系的链条是族谱和宗祠。本县宗族大都有《族谱》，“文化大革命”时多数被焚，今只征集到郭、蓝、袁三氏《族谱》各一本。宗祠俗称祠堂，是家族供祖聚会之所，一般大族均有。祠堂内大多附设“家学”，族内子女都可入学。民国以来，祠堂多毁。保留下来的，解放后或作学校，或为生产队公房。
    按“字派”取名，是氏族内辨别长幼辈份，区别“同宗”与否的依据。字派均记入《族谱》，无《族谱》者，则一代接一代记传。
    宗族中都有“族规”或“家训”，并随时确定其族长。《南郑县青山沟袁氏族谱·家训篇》有：“孝父母、和兄弟、谨夫妇、教子孙、慎婚嫁、正继嗣、重丧祭、睦宗族、厚渊里、勤职业、崇节俭、慎交游”等十二条。各氏“族规”或“家训”条款不一，然皆以“四维八德”，修齐治平等封建伦理道德为宗旨。“耕读传家”是乡村族规中共同标榜的家风。法镇乡马家岭的廖左明，30年代在上海参加田汉领导的《南国剧社》，后成著名戏剧家。廖姓家族认为是本族耻辱，竟不准左明再姓廖。“族长”是宗族的领导者，大都由辈高、年长或“德高望重”者担当，依族规、家训要求族人，调解族中纠纷，劝戒或惩处族人中的不肖子孙。特别对侵犯尊长、忤逆不孝、屡教不改者，严加处治。一般在清明上坟时，令犯者面对祖先坟墓或祠堂内的牌位下跪，听凭族人数罪、训斥后，使之当众认错，表示悔改，然后由族长与族中骨干人物决定处分：或给长者、父母赔情敷礼，叩头悔罪，递保证书；或罚（给祖坟培新土，出钱资助坟会和家学）或打（打手心、抽背花）；或绑送官府请求治罪。据说还有个别罪孽“严重者”，在族人要求下被活埋的。
    同姓宗族内部一般不通婚姻，只少数旁系远房有通婚现象。
    各宗族间一般互通声气，讲究“仁义礼让”。但又不免明争暗斗，大族压小族，旧族压新族。同族之内，富者压迫、奴役贫者，富者之间亦不免明争暗斗，往往引起械斗与诉讼纠纷。
    宗族中的富室豪门，影响一方的经济、政治，解放前湘水乡的刘姓宗族占大量田地，与县内头面人物及官府深有夤缘。清末民初时，当地的首事、团头、乡约、地方，尔后的联保主任、乡长、保长等均非刘姓莫属，个别外姓和外来任职者，与刘氏非亲即友，如不依附于刘氏，就会好景不长。有的家族人多势众（或个别强横者），往往为富不仁，称霸乡里，故民间流传以下民谚：“黄官岭的手（首）摸不得，红庙塘的钉（丁）碰不得，青树子的鼓（古）敲不得，高台寺的鱼（余）捉不得，新集的箫（肖）吹不得，何家湾的河（何）过不得”，“要过草堰塘，先拜四条羊（杨）。”
    宗族的种种情况，因政治、经济的变革而不断变化。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等运动，宗族的族规、家训、族长、族权已经消亡，家族观念日趋淡薄，但依“字派”取名及清宗、续派等宗族残迹，在部分地方仍有保留和偶尔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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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