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木县旧俗陋习（1）

    一、迷信活动
    敬神 过去家家敬奉土神、天神、灶君、财神、佛爷、大仙等。室内皆设“佛龛”，供俸“福禄财神”和“家堂灶君”，上书“沐手焚香宝祥鼎呈香结彩，虔心秉烛银台报喜烛生花”。室外窑面中腿处都凿“天地楼”，内供“天地三界诸神”，联日：“一日三叩首，早晚一炉香”，此外门有门神，圈有圈神，土地庙、龙王庙、山神庙遍布各村。逢年过节烧香磕头，意在祈祷神明保佑平安、招财进宝，造成极大浪费。
    跳神 群众普遍迷信神鬼，常邀假装会驱邪拿妖，请神下马的神汉、巫婆至家治病。他（她）们披头散发，舞弄扇鼓，又跳又唱，欺人骗钱，群众受害颇深。
    设坛 一些神汉、巫婆并不“出马”，只在家中设坛扮神说白，以能招魂、放药、扶乩、增寿为诱饵，欺骗群众上供、送神衣、赏布施，从而勒索钱物。上当受骗者甚众。
    化缘、许愿 由神汉、巫婆或道士、和尚、尼姑收凑布施，作修庙、办会及僧、道、尼众食用，叫化缘，俗称“挖布施”。民众因病或为求神保佑达到某种目的，常自愿给某神、某庙赏钱、赠匾、挂袍、唱戏、送牲祭甚至出家念佛、顶神下马等，叫做许愿。上布施、还愿每以物重为虔诚，不少人不惜倾家借贷而为之。
    看风水 一些庸儒学习玄学，以看坟、划宅、埋葬为职业，叫做“风水先生”，俗称“阴阳”或称“平业”。本县城乡，每逢丧事、建宅、迁居、兴工动土等，多请阴阳择日。旧时连出门、上任或小孩断奶也请他们选择良辰吉日。阴阳索财很重，看一块坟地10～15元，葬1人20～30元。就是放1个吉日，也需3～5元。
    算卦、相命 算卦相命多系一些生活无着落的盲人所为，亦有以此为业的江湖骗子。他们有的以“麻衣相”术看面相手，测定贵贱贫富；有的用铜钱卦、抽签卦、测字卦等形式为人卜凶问吉，骗取财物；也有的按生辰八字，用天干地支掐算命运来惑众索财。上当者亦多。
    二、买卖婚姻和歧视妇女
    过去儿女婚事全由父母包办，而且常以彩礼多寡为先决条件。一般闺女除拜礼正价（多者达5～6个元宝）外。还有首饰服装，绸缎布匹（俗称尺子货），曲米花红及踩轿钱、握宝银、见面礼、开脸费等，耗资十分惊人。人们却以此来衡量女子身价和男方门第，道是“千金小姐配名门，廉价姑娘随庶民”。寡妇再嫁其值更昂。娘婆双方家族拦挡，即使离门起程，也常以钱要挟，犹市场交易一般。此外还有缠足、纳妾、童养媳等歧视、迫害妇女的历史陋习。
    根据旧时“小脚妙手”方显女子俊美的观点，女孩至5～6岁就该缠足。家长常以布条紧索小孩双脚，使其骨朽肉流，成为“三寸金莲”，今人惨不忍睹。
    按照过去“一夫多妻”的制度，富有男子可在正妻之外另娶偏房，叫纳妾（俗称“娶小老婆”）；贫寒子弟以贱价买女孩抚养为妻，俗称“童养媳”。一般小妾与童养媳常常遭受百般凌辱和残酷虐待，其情着实可怜。
    三、赌博
    赌博之风在本县流传亦较广泛。主要有打麻将、玩纸牌、推牌九、丢骰、押宝等形式，而以玩纸牌、丢骰、押宝为甚。过去山野会场“宝帐”丛立，招赌、聚赌为业者颇多。即使一般人，也常以打麻将、玩纸牌为消遣和应酬的手段。不少人因此家资荡尽，生活无着，有的甚至打架斗殴，酿成命案。
    四、吸食鸦片
    清朝末年，本县开始种植鸦片（俗称“洋烟”）。不少人因此吸食成瘾，以至萎蘼不振，倾家荡产。民国时亦曾“禁烟”，但又设官膏局，公开出售鸦片，一时吸毒成风，成为危及人民健康的公害。
    五、不正之风
    本县解放以后，随着政治制度的变革和科学文化事业的普及，人民的思想觉悟和精神境界不断提高。加之建国后通过社会主义教育，采取加强治安，严禁赌博、迷信，反对买卖婚姻、歧视妇女等一系列行政措施，一些历史陋习基本根除，其中如缠足、纳妾、吸毒、童养媳等，已经绝迹。但是7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封建残余意识的影响，西方腐朽生活方式的侵袭和“文化大革命”给人们造成的变态心理及信仰危机等，致使社会上歪风四起，党政机关、事企业单位也不时出现一些腐败现象。主要表现有：
    （一）变相买卖婚姻
    买卖婚姻本来在建国初通过宣传、贯彻《婚姻法》已经禁止，但70年代以来以变相索要钱财为特征，干涉子女婚姻的现象十分普遍。男女联姻表面上可以自由选择，实质上却仍未摆脱买卖关系。索要财礼的形式城乡不同：乡间女方直接向男方索取父母赡养费、兄弟婚姻费、女儿赔嫁费（服装、手表、自行车、洗衣机或电视机）以及操办喜事的所有用费等。有的地方以“吨”计量，每吨2000元，总计多达数千元乃至上万元。理由颇具时代色彩：“养女虽不该算饭钱，但赡养老人儿女有责呀！”况且“女儿不要钱，媳妇白不来。一个女子换一个媳妇，不赔不赚公平交易，你不要人家还笑话你憨哩！”城镇娘家只收1～2份礼（每份240元），但替女儿索要家产十分厉害。什么住房、组合柜、洗衣机、彩电、风扇、电冰箱、金戒指一应俱全，到时还要查看。借口也很堂皇：“都80年代啦，应让孩子们享点福。”况且“终究还是他家的东西，又不是给我们要哩！”结果城乡都一样：“娶一个媳妇蜕一层皮，投入借贷愁又喜。”有的钱难凑足或婚后不和竟酿成命案。1978～1980年，城内连续发生3名青年（男1女2，全系职工、干部子女）因无法满足娘家条件跳二郎山殉情的事件。
    （二）翻新的赌博、迷信
    赌博、迷信在60年代前，城乡只有少数人暗中活动，且经反复打击惩处基本根除。“文化大革命”后，这些历史沉渣又悄然泛起，并在“业余娱乐”、“信仰自由”、“整修文物古迹”等幌子下，以“文明”、“时髦”的新花样达到公开或半公开的地步。从赌博来看，土法“押宝”渐被新式“打彩”所取代，不仅街上有个人摆设的电钮转盘、弹簧压射等打彩工具可供人们碰碰运气，就连银行举办的有奖储蓄也被搞成明码即开型的抓阄形式，让人们公开投机；旧式纸牌全由“麻将”代替，不管上班下班，不论群众干部（一些中层以上的领导干部在内）都有玩者，而且“不带输赢没意思”，少则10元8块大家打平伙吃喝，多则一夜输赢千数八百元。目前连朴克、象棋、台球等也成了新式赌具，每盘胜负至少要有3～5元赌注。当然公安机关一直在抓赌禁赌，可惜利用“公家造的娱乐工具”耍钱，尚未列入被禁之列。
    至于迷信，简直到了滑稽的程度。“文革”时期，一方面盛行狂热神化毛泽东主席的现代迷信，城乡家家敬供毛泽东的画像或塑像，而且“早请示、晚汇报”，把毛泽东的话当作“最高指示，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犹虔诚的教徒对待上帝、圣经一般；另一方面以打神拆庙为重点的荡涤封、资、修污泥浊水的洪流汹涌而来，一批如二郎山、天台山等处很有价值的古寺庙建筑群及内部壁画、雕塑皆被毁于一旦。粉碎“四人帮”后，人们经过短暂惊疑的空虚，转而相信神鬼、命运。目前大街测字摊前问卜者不断；庙宇中香烟缭绕，旗、匾飘扬；庙会上布施箱改称“集资箱”，由执勤人员监护设于要道，舍钱、还愿者竞相解囊。求神、拜佛、抽签、打卦的有扶杖老人，有青年学生，也有干部职工，尤其令人吃惊的是，很多以前已拆毁的旧庙很快修葺一新，而且牵头化缘集资的多系村委会主任或党支部书记；曾被打击甚至法办的巫神竟乘坐小汽车出入干部（甚至领导干部）家庭“看病”，而所有这一切，大家又都觉十分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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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