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县政府(县署)奉行新政,倡导科学,引进美棉;兴新学,倡导国民义务教育;进行土地产权查验、估价、发证;实行奖惩,禁止妇女缠足等。因频频更替的驻军左右县政,军赋杂费异常繁苛。十年(1921),驻军石象仪挟持县政,怂恿农民种植鸦片,收取烟亩税,征兵扩军。学校严重破损,国民义务教育束之高阁。唯禁止缠足成效显著。
十六年(1927)四月至七月,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革命形势逆转。十七年(1928)六月,在县党务指导处开展的“清党”活动中,县政府逮捕了一批中共党人和革命人士,使中共高陵地下组织遭到破坏。十九年(1930)年后,杨虎城将军主持陕政,县政府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组织饥民参与泾惠渠水利工程建设,至二十三年(1934)大功告竣。县设计受益面积21万亩,使经历灾荒的农业逐步恢复。是年,还征工修筑三原至渭南公路县内路段,次年竣工。二十五年(1936),引种改良兰芒麦良种和斯字4号美棉原种,使粮食、棉花生产随良种的不断推广而发展。
二十六年(1937),全面抗战爆发,国共两党再次实现合作。是年八月,县政府成立抗战动员委员会,各界亦纷纷组建抗战后援会,广泛宣传抗日,开展献金、劳军和查禁日货活动。是年,组建太华棉业生产运销合作社,推广植棉和生产管理新技术,鼓励农民种植棉花,推动棉业生产。三十年(1941),组建高陵改良作物繁殖场,推广繁殖粮棉优良品种。三十一年(1942),施行“以裕民而尽地利”政策,号召农民、机关单位利用坟地、道旁、路边和机关空地种植粮食,开展粮食增产工作竞赛,奖励小麦亩产200公斤以上农户;开展农村四项生产(1人1株树,1家1群鸡,1女1纺车,1户1织机)活动;创建县立中学,创办高陵县农业推广所,奖励推广冬耕和小麦、棉花高产品种。三十二年(1943),筹措资金100万元,组建县银行,向农民发放贷款,扶持棉业生产。是年,试凿深井和自流井。三十三年(1944),组建县合作联合社,发展乡村合作社49个,办理棉花贷款,鼓励农民打井,发展棉花生产。是年,全县棉田扩至22万余亩,约占耕地面积60%以上。三十四年(1945),组织烟毒检查总队,查禁吸毒(鸦片)。是年,合作社分别向打井和棉业农户放贷,全县凿井千余眼,灌田3万余亩,棉花种植面积增至25万余亩。在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期间,县政府奉命组织粮食征购和其它军用物资运输,支援抗日前线。与此同时,政府官员又趁抗战之机横征暴敛,随意加大苛繁赋税,大发国难财。从民国二十八年(1939)国民党政府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起,县政府秉承上司旨意,加紧反共组织准备,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开展“小教审查”和对人民团体进行清查,逮捕迫害中共党员和革命进步人士。三十一年(1942),成立以县长为首的监视队。三十二年(1943),推行户籍法,对共产党人实施监控。组织查禁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小册子和延安“解放日报”等。三十三年(1944),下令党团组织和各群众团体,审查机构内共产党人。三十四年(1945)初,奉命组建高陵调查组(中统)、复兴社(军统)等特务组织网络。
抗日战争胜利后,县政府政事重心转为所谓的“剿匪”和“戡乱建国”。三十五年(1946)四月,组建地方行政干部训练所,以所谓蒋总裁言行、抗建纲领、党史概要精神为内容,调训保甲、地方行政干部;实施“刑供、反激、感动、诱供、对质、幽禁法”和“交通经济封锁实施草案”等;围绕所谓“剿匪戡乱”,发布“反共”训令,执行第十八绥靖区《战时征用物资办法》、《战时抢购物资办法》等;令18周岁以上公民填发“国民身份证”,加紧户口抽查、监视查禁地下共产党人的活动;“办理乡镇、保甲纵横联保连坐切结”。是年冬,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王德崇当选高陵选区“国大代表”。以县长为核心成立“政党团秘密小组”。翌年三月,配合胡宗南攻打延安,成立“政党团执行小组”,培植特务、亲信,侦察中共地下党活动情报;“设置黑板报、壁报”进行“反共”宣传;取缔集会,加强联防会哨;制止“罢工、罢课、罢市”和“知识青年北上延安”。三十七年(1948),成立戡建会,收缴民间枪支,充实地方武装;成立三网(情报、通讯、突击)、三哨(盘查、递步、巡查)等特务网络组织;不择手段搜刮民脂民膏,扩充地方武装,强化“反共”通讯设施和防御工事;加大摊筹国民党军队打内战所需粮赋等;训令县、局长坚守反共岗位,对抗人民解放军解放本县。
三十八年(1949)四月十六日(5月13日),国民党县地方国家机构被摧毁,本县解放。[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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