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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9-25 20:18:22 来源：三秦游综合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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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周至农业渐兴，为重要的产粮区。唐人写周至的诗中有“种豆初成亩”（李端《暮春寻终南柳处士》）。“冒雨看禾黍”。（卢纶《晚到周至县耆老家》）。“多稼又新成”、“野日初晴麦垄分”（耿《奉和元承杪秋忆终南旧居》、《早春归周至旧居》）。“径转山田熟”（杜甫《赤谷西崦人家》）。白居易在《观刈麦》中写道：“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一派丰收景象。
由于周至是京畿重要的县份，朝廷选派白居易、李商隐等著名文人，出任周至县尉。诗人李白、杜甫、王维、王勃、李华、柳宗元、元稹、岑参、贾岛、温庭筠等曾来此地。刘长卿、卢纶、王质夫、陈鸿等名人寓居山麓，写下脍炙人口的诗文。白居易在仙游寺写《长恨歌》，李白登太白山作《登太白峰》，韩琮过骆峪作《骆峪晚望》等，为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诗篇。后有《周至六朝石墨集》和《五朝诗人咏周至》等书。唐代宫廷音乐和道情在楼观一带演奏，今仍流传在楼观、集贤等地，被中外音乐界称为音乐化石。大秦寺塔，瑞光寺塔（俗名八云塔）、会灵观塔（“文化大革命”中被毁）等为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三 宋元明清有发展
北宋周至水利渐兴，农业发展较快。开通25里的广济渠，灌田4000亩。在今司竹乡一带设司竹府，管理经营竹园。辛寺头人进士赵瞻，为北宋政治家，历经3朝，由兵部侍郎升为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著作6种116卷。建炎四年（1130）金兵攻占终南县。金贞祐四年（1216）在今周至辛家寨设恒州。宋军驻扎县南山区，宋金军在山麓屡有激战。
元初在今青化乡、终南镇、尚村乡一带屯田。终南屯田即有27790亩。现存元代古建筑有九峰乡千户村通仙万寿宫、哑柏景联村东岳庙。县内何家庄元墓群出土有陶罐、陶壶、均瓷碗等。本县存元代立侍俑、立射俑为3级文物。王重阳在周至修道，创立全真道。一代鸿儒肃隐居在周至。
明初在司竹园旧址设司竹局，于金、元两代滥采竹子的林迹地上，营造斑竹园数顷。明正统八年（1443）知县王节率人疏通广济渠，并将官牛100余头，租赁给贫困农民役使。又引种并推广种植红花，使其成为周至著名特产，红花铺一带为全国有名的红花集散地，延续300余年。嘉靖三十四年（1555）在县署建成集贤书院。万历年间，沿黑河修筑黑河渠、福寿渠、福盛渠等，灌溉司竹耕地700亩。其间，过度采伐司竹园内的竹材，林地荒芜，招募移民垦种万余亩（大致在今司竹乡、终南镇的竹护村、竹园头、司竹府一带）。县内手工业、商业坊铺遍布各镇。明末闯王农民起义军在马召镇、黑水峪激战，高迎祥受伤被俘遇害，李自成率部转战。
县存文物有明代白石菩萨像，太白山有明万历十年（1582）铁像10座。平原有明代玄帝祠、城隍庙前殿、赵公元帅庙、下三屯东岳庙大殿、兰梅原村戏楼和王氏宗祠。明代王三聘任河南、四川佥事，回乡后办义学，治理阳化河，编修县志和著书11种。赵崡为著名金石学家，著作《石墨镌华》为书法史上的扛鼎之作。
清初周至常有万名左右的伐木工人在山区采伐木材。康熙年间将灾民安置沿山垦荒。乾隆年间全县耕地832188亩，其中屯卫田275066亩。田地肥美，耕作精细，产量增加。乾隆十三年（1784）全县常平仓储粮18万石，曾用储粮救济邻县灾荒。知县邹儒植桑养蚕，在县署办丝绸织坊，引种并推广红薯。清代重修广济渠，新修黑河西渠，灌田3400余亩。新建耿惠渠、就惠渠等灌田，使周至成为关中著名粮仓。全县有制陶、冶炼、铁木器具制造、砖瓦、造纸、染布、酿造等作坊300余家。药店、京货铺、车马店、货栈、饭馆等100余家。六合成、广育堂等著名药铺经营二三百年。
县内存有清代太平军刀、马形佩饰、周至县印等为3级文物。太白山上有明末清初木雕像7座，清初木雕像19座等。工艺精美，神态各异，是这一时期同类作品的代表。县内有清代庆祝宫、暖泉寺、东岳庙门楼、老君殿、天台寺、丹阳观等古建筑，以及藏在深山的佛坪厅城遗址，为典型的清代建筑风格，是研究和开展旅游的古建筑遗迹。明末清初，李二曲为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著有《二曲集》行世。清代路德为教育家，著有《柽华馆文集》。王禹堂为一代文章家，著有诗歌体方志《周至土风草》。秦腔张家班建于明中叶，延续400余年，成为中国戏剧史上的佳话。
晚清政治腐朽。嘉庆十八年（1813），黑河上游伐木工人近千人起义，20天内义军壮大到2000余人，攻占厚畛子、佛爷坪等地，之后进军汉中、四川、贵州，成为当时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工人起义。同治年间回民起义军、李蓝起义军、太平天国起义军等曾在周至与官军激战。清末，国势积弱，罂粟流入周至，种植渐多，税赋日渐苛重，店铺纷纷歇业。辛家寨人辛宗元志在反清，成立哥老会，于宣统三年（1911）九月响应省城起义，经过浴血奋战，使辛亥革命在周至获得成功。
四 民国时期有衰变
一、民国1～15年（1912～1926）周至连年战火，经济畸型发展，政治黑暗。
北洋军阀祸县殃民。县内驻军，少则千人，多则万余人，派差拉夫，勒逼农商供给粮草饷项，摊派苛捐杂税。常常是士兵荷枪实弹，催粮催款，对百姓鞭打索捆，十分凶残。民国6～8年（1917～1919）陕西靖国军与北洋军阀在周至拉锯激战。民国15年（1926）春荒春旱，军阀吴新田占据周至，强行摊派种罂粟，收罂粟种植款100余万元，军队挨户催逼，急如星火。全县农民恳请减轻，吴新田不但不允，反而改收烟款为派捐500万元，比全年田赋多20倍，限期缴纳。农民被迫组织红枪会起义，数万农民手持梭镖、大刀、土枪，与催缴捐款的吴军激战，杀死吴军200余人，农民牺牲1800余人，数十村被吴军血洗。吴新田只得免去派捐。
烟毒横流。周至罂粟种植始于清同治初年，至光绪年间，已有2000亩。宣统三年（1911）种植2500余亩。民国初年，北洋军阀为筹措军费，勒令农民扩种罂粟。民国4年（1915）春陕西督军陆建章强令犁去麦苗，种植罂粟。农民对抗到9月才陆续种植罂粟，匪军和乡丁入村吊打农民，并罚以迟种款，农民被迫大半逃亡。民国8年（1919）1月，北洋军阀吴新田部占据周至，强行摊派种罂粟10万亩，比清末增加4倍；每亩征收烟款银10两，比清末加重10倍。民国12年（1923）北洋军阀刘镇华部攻占周至，强迫扩种罂粟30万亩，比清末增加12倍，约占全县耕地的一半。民国15年（1926）底，冯玉祥部驻周至，摊派子母借款，每亩罂粟收10元现洋。县府派人以禁烟为名，组织检验，征收烟款，美其名曰“寓禁于征”。《陕行汇刊》说：“周至县出产鸦片既丰，故人民嗜此亦多，影响所及，贻害殊深”。造成粮食作物由60万余亩降至不足30万亩。罂粟种植畸型上升为30万余亩。粮食作物亩产降至四五十公斤，粮食由输出县变为输入县。《陕行汇刊》载：“周至人民，多因染有烟癖而懒于务农”。“农民多以罂粟为主业，以致所产粮食，不敷消费，每当青黄不接之时，不得不仰给外境之输入。投机商贾，故事奇居，以致价格之昂无与伦比。贫农均假借高利贷以资救济，尤以5月初至新麦上市为最甚。一元贷款，息则倍之，且多以鸦片为保证品。”全县约1/4的店铺经营鸦片，称烟土行。城乡不分贫富之家，都把饷以鸦片视为重要礼节，“吸食鸦片者，无论男女，占十之七八”（《陕行汇刊》）。有大烟瘾者昼夜躺在烟榻前，往往倾家荡产，沦为乞丐。诱使盗贼丛生，匪患日甚一日。土匪抢劫鸦片仅烤票就烧死近百人。
此期军阀委派县知事24任，长则年余，短者数月，走马灯式接任。政局动荡，土匪横行。民国7年（1918）土匪公然杀害县佐宫炳南。县内日闻匪警，夜有抢案。民国重修《周至县志》载：民国3～14年（1914～1925）发生匪案9起，其中有起土匪进攻县城，警察登城与其激战多时，土匪才撤走。
有识之士革新风俗，发展文化。民国初年推行剪辫子、放脚。宫炳南创办双溪学堂，刘崑玉继办鹿鹅学堂，各地仿效。全县办各种小学堂50余所，教育始兴。
二、民国16～25年（1927～1936），政治腐败，遭遇特大年馑。中共周至县的组织初建并展开斗争。饥饿的农民3次暴动。
旱灾和特大年馑。民国17年（1928）春秋大旱，收成不足籽种。2月每斗粮售洋3元5角，3月4元5角，5月中旬5元5角。秋初饥民仅靠草根树皮和油渣糠秕度日。因军阀连年强行扩种罂粟，隆冬时贫家户户无粮，市面已无粮出售，草根树皮被吃光。“饿者日多，死者日众，殍满道旁，尸腐道街，流离逃亡，更难救济……”（引自省档案馆《灾民惨亡写真》）。县府仅在全县5区各设1处饭场，使少数饥民迟死几日。
民国18年（1929）特大旱灾，饥民大批死亡，尸不及埋。“县西南一带尤为严重，如南辛头、北辛头、望城、斜里等村几乎无人，土地荒芜”（引自1960年《周至县志稿》）。较大集镇，设千家冢、万人坑。终南镇的3个大土坑被死尸填满，县城仙龙潭寺万人坑、哑柏镇仰天河西万人坑里更是尸骨累累。“全县饿死全家而绝者9600余户，因灾荒被迫而卖出的妇女1.3万余口”（陕西省赈务会1931年调查资料）。“全县饿死5.3万余人”（中共陕西省委1930年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在这特大年馑中，民国县府照样催粮要款。只有绅士张笑仙筹办救济院，仅收30余名孤儿生产自养，5年后停办。
民国21～22年（1932～1933）继续大旱，百姓生机断绝。7月霍乱（俗称虎烈拉）流行，近万人被夺去生命。如终南豆村112人患病，死101人，村中全家病死者25户。全县人口由民国3年（1914）75527户约20余万人，降至民国22年（1933）的34966户102651人。
中国共产党竖起革命红旗，领导人民起来斗争。民国15年（1926）7月西北大学学生（共青团员）管纯等3人回县组织青年社。次年1月，共产党员王雪亭，受中共西安市委派遣，回县建立党组织，接收管纯等5人为共产党员。4月成立中共周至县支部，王雪亭任书记，领导全县农民运动。成立东北、东南、西南、西北、中区等5个地区的农民协会及其分会，成立县农民协会，管纯被选为县农协主席。区、乡农民协会建立农民自卫军5000余人，有长枪530余支，短枪200余把，机关枪3挺等。在集贤、焦镇、终南等地掀起声势浩大的抗粮、抗血税高潮。没收恶霸地主阎雷喜霸占的500亩耕地及房产，返还给穷苦农民。处决阎家父子4人。6月13日夜驻兴平的半军半匪的卫定一部排长刚春荣，率15人持枪抢劫沙河槽农协成员杜思廉家。农民自卫军围攻卫部匪军，杀9人，缴枪15支。在县东门外召开3万余武装农协会员参加的大会，收缴军阀吴新田部张万盛团的枪支。由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中共周至县支部转入地下活动，农民协会被解散。次年成立国民党周至县党务筹备委员会，后改为党务指导员办事处。
民国18年（1929）4月中共周至县特别支部成立，陈云樵任书记。冬，周至饥荒特重，饿死者1天比1天多，但是警察团丁照样催粮要款，在临川寺吊打农民。12月临川寺共产党员牛子皋等人组织农民300余人，反抗国民党警察团丁催粮要款，冲进终南镇，摧毁区公所。饥民踊跃参加，经过组织，傍晚攻占周至县城。县长杨增润仓皇西逃。农民军休整后，又挺进户县，包围县城甘亭镇。激战两天，击毙官军百余人，攻克县城，摧毁国民党户县党政机关，处决禁烟局长，开仓放粮。农民军回师途中，遭到冯玉祥部门冶中旅伏击而溃散。中共西府区委负责人陈云樵收集并重新组织农民军骨干，联合眉县、武功、兴平等县农民武装2000余人攻打周至县城。县府闻讯，兵力加强，是夜激战3次，农民军因伤亡较大而撤退。
民国21年（1932）8月13日，国民党祖庵区长高义德带领副区长、催粮委员、保卫团长等人催粮逼款，吊打并拘禁农民。王郭村穷苦农民李希平，秘密组织农民70余人暴动，当晚冲进祖庵，杀死副区长以下4人，缴枪11支，救出被拘禁的农民10余名。后占据虎头山，12月3日被县长王文伯率领的官兵打散。
这一年1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1.6万余人进入周至，休整后转战陕南、四川。民国24年（1935）7月徐海东率红二十五军2000余人西进，17日入周至，20日抵马召，处决劣绅、乡约2人，21日在马召镇重创尾追的国民党陕军骑兵八十七团，次日入辛口，转战陕南。红军的革命行动，使周至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曙光。
三、民国26～34年（1937～1945）抗日战争中，国共合作，经济复苏，文化教育一度初兴。
禁烟稍有成效。民国24年（1935）9月20日，陕西省禁烟总局既规定烟毒罚金，又将（烟毒）土膏店分6个等级，征收100～2400元的烟税。决定周至县于民国26年（1937）1月1日禁绝烟毒，如有违禁，依法枪决。《陕行汇刊》民国25年（1936）载：“兹经查明……周至（1935年烟亩款）额征洋700025元，扣除5分后实解洋665023元”。有3.5万元落入县府官僚手中。是年县府成立禁烟所，缉私队。民国26年（1937）周至县宣布彻底禁烟。7月县府在县城、祖庵、终南、哑柏成立戒烟所。抓住烟民，收缴烟具，写出保证，征收烟费。烟民分甲、乙、丙等送入戒烟所，每期3月，服药断瘾者，准予回家。改烟土行为花土行。对所种罂粟，一律铲除，改种粮食和棉花。虽然禁烟明令煌煌。但因上下交相获利，明禁暗行，鸦片烟毒仍然半公开贩卖吸食。许多军政要员被称为烟鬼、烟神。
经济复苏。推广斯字棉、德字棉。小麦、棉花亩产分别达到100、25公斤左右。粮食作物面积由30万亩左右恢复到60余万亩，总产6000万余公斤。青化乡人国民党17军少将李少棠引种苹果990株，在西寨建苹果园15亩，获得成功，亩产250公斤左右。民国27年（1938）兴建黑惠渠，历时4年竣工，灌溉139756.6亩，亩均增产20公斤左右。为周至最大的水利灌溉工程。工业起步，相继办起民生工厂、三兴盛鞋厂、新恒书局、新新米厂、建华纱厂等私营工厂。米厂和纱厂用电力带动机器，为周至现代工业的发端。民国32年（1943）工业有400余人从业，年总产值17万元。森林采伐亦较兴盛。黑水峪、田峪、骆峪等山中有数十家木场，一部分木材售给兵工厂和火柴厂，支援抗日战争。一批难民和外地的学校、医院等迁入周至。全县人口在民国27年（1938）达到182027人，比民国22年（1933）增加近8万人。教育也有起色，民国31年（1942）有各类小校254所，小学生12882人。有初级中学3所。
抗日战争中，1万余名周至青年奔赴抗日前线。仅民国31年（1942）4～12月在周至征兵3406名，有近千名周至青年牺牲在抗日前线。此期国民党县长屡有贪赃枉法者。民国30年（1941）11月县长田杰生试枪法，无故击毙农民2人，仅以撤职了事。民国32年（1943）县长鞠海峰因贪污军麦征购款被撤职，继任者左玉韬受牵连一度被免职。
中共周至县的组织恢复。民国27年（1938）10月成立中共周至县马召公立小学支部。次年成立中共周至县工作委员会。民国29年（1940）10月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共地下支部遭破坏，县工委暂停活动。民国33年（1944）中共地下组织建立永和、何家寨（终南）支部。次年成立马召支部。
四、民国35～38年（1946～1949）5月国民党发动内战，物价飞涨，经济崩溃，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周至。
经济崩溃。国民党周至县府强行征收各种税捐和摊派，对农商极度压榨。通货膨胀。民国36年（1947）预算征收各税金圆券51.95亿元，是上年的1774倍。这一年给教师薪俸增加1000倍，次年已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准，30余名教师代表赴县府请愿，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工厂倒闭，商号歇业，农村经济衰退。民国36年（1947）7月，物价较抗日战争前上涨6万倍，生活指数仅增加六七千倍，每名工人的月薪仅能购盐3公斤。人们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
抓壮丁。强迫青年当兵，抽丁不成，就强行抓壮丁。民国36年（1947）4月13日哑柏乡在集日抓走农民10余人为壮丁。民国38年（1949）3月征兵（实为抓壮丁）1372名。3年中抓走壮丁万余名。
军匪祸害。在周至县城成立国民党秦岭中部警备司令部，俗称守备区。中将司令何文鼎收集地方小股武装和散兵游匪，组成3000余人的部队，主力驻周至。军匪勾结，抢劫掠夺，无恶不作。令人日夜惊恐，以至于守备区成为土匪的代名词。
周至解放。1949年5月中共周至地下党策动敌第三团和县自卫团2000余人起义，起义营长东立武率部伏击国民党溃退部队。1949年5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二军六师进入周至，向辛口、马召进攻，全歼国民党一四四团，击溃四十八师，俘虏1400余人。1949年5月30日解放军进入县城，周至解放。
五 建设金周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周至县委和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县委、县政府）领导人民投入经济建设，经历3个起伏发展的过程。1949～1957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较快，形成高潮。1958年在“左”的影响下，急躁冒进，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从1961年起的调整中，经济建设再次出现小高潮。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政治和经济蒙受重大损失。1979年后，进行改革开放，全县经济稳定、协调发展，使半封闭的计划经济逐步向开放的市场经济转变，工业、乡镇企业和多种经营起步并上了台阶。文化科教事业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一、1949.6～1957年，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经济恢复并发展，物质和文化生活初步改善。
土地改革。在民国时，占周至人口97％的贫、雇、中农，仅占全县20％的耕地，而不足人口3％的地主富农，占有全县80％的耕地。地主富农出租土地，收取高额地租，又用高利贷和大斗入小斗出等手段盘剥农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先开展减租减息。1950年夏全县地主及祠庙、公田出租35265.5亩，减去原租额的28％，共31936公斤粮食。接着开展土地改革，1950年10月至1952年2月土改中，共没收和征收耕地114762.79亩，粮食24698公斤，牲畜1190头，房屋5811间，农具4021件等，分给贫、雇、下中农，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废除了贫雇农、下中农与地主、富农间的债务契约。
农业合作化。土地改革之后，县委积极引导农民发展互助合作。1954年农民加入常年和临时互助组的3.06万户，占总户数的54％。又引导农民组建土地、牲畜合股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春，全县有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89个，入社农民3400户。年底建成土地属集体公有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668个，入社5.09万户。1957年春，扩并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稳定为406个，入社农民5.85万户，占总农户98.2％。
人民行使民主权利。1950～1953年选举各届人民代表会议代表1054人，召开各届人民代表会议6届，研究部署政府各项工作。1954年普选，选出乡代表3622人，县代表226人。12月1～4日召开周至县一届一次人民代表会议，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至1990年，举行普选4次，县人民代表大会召开11届。
1953年国家对粮食、棉花统购统销，本县私营粮、棉商业转营他业。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年底和次年初10余天中，全县私营铁木、缝纫、制鞋等手工业和经商者，经自愿报名，政府批准，进行公私合营，手工业者走上合作化道路。私营商业80％组成公私合营和合作商店。全县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
经过建设和改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2639万元上升到1957年的3793万元。粮食总产量由1949年的7.41万吨增加到1957年的91505吨，财政收入由1952年的24.8万元增加到1957年的163.3万元。
二、1958～1965年，全县“大跃进”，造成严重“左”的失误，加上天灾，导致经济衰退。在调整中战胜困难，经济建设形成小高潮。
1958年8月，县委制定发展人民公社计划。至9月上旬，农民敲锣打鼓，成立人民公社9个，入社5.87万户。9月10日，县委宣布一夜实现人民公社化。
“大跃进”。1957年冬，县委按照上级要求，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次年春在全县“拔白旗、插红旗”，“左”的思想迅速膨胀。提出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带来严重的浮夸风、瞎指挥和“共产风”。
一是农业上推行“以粮为纲”，“土地大翻身”和过度密植。1958～1959年建成就惠渠、县东排水渠、西清水河、北清水河等工程，其中仰天河水库为关中当时最大的水库，共增加灌溉面积11.5万亩。但有些水利工程因未周密设计论证，仓促上马而停建，或建成后无效益。有的在平地修土丘以增加耕地；有的深翻耕地六七尺，使熟耕层变为生土；有的过分密植使作物不通风等致使减产。1960年《周至县高产志》鼓吹所谓粮食亩产万斤的“典型”。载：1958年涌泉队亩产籽棉734.5公斤，马滩堡青年卫星组回茬玉米亩产2374.5公斤，阿岔村青年队1959年水稻亩产1182公斤。有的所谓“卫星田”虚报亩产万斤。加上大批农民被抽去大炼钢铁，使丰产的庄稼不能丰收。粮食总产量由1958年的102090吨降至1961年的78810吨。
二是工业遍地开花和以钢为纲。1958年一哄而起，办起3000余个工厂，次年经过调整，95％停办。1958年全县突击建钢铁厂100余个，炼铁炉3000余座，炼生铁1115吨（实为烧结铁）。砸烂碑石用以烧石灰，砍伐大批树木用以代煤炭，砸烂大量铁锅铁器炼生铁，严重影响人民生活。1960年钢铁厂下马，炼铁炉报废。
三是人民公社穷过渡，刮共产风，搞平均主义。取缔家庭副业，把社员的自留地收归集体所有。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将劳动力按军队编成班排连营。大办公共食堂，不顾条件地推行工资制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
四是全面跃进。修建小铁路，架渭河临时木桥，村村通邮电，家家水茅化。乃至科学研究和写诗画画等都要大跃进。
“大跃进”中，广大干部群众要为民族振兴和社会主义贡献的精神是可贵的，也有成果。如修建的合乎标准的农田水利工程，办起了工业、电力，建起7座水电站，装机217千瓦，高压线架入周至，部分工业和照明用电得以解决；有线广播安喇叭1800只。县长孔芳修坚持建设富仁苹果园，该乡现已成为万亩果乡。动员1.2万人奋战一冬春，整修和新筑道路400余公里。
1960～1962年“大跃进”加上旱涝病虫灾害，减产粮食878.5万公斤。1962年春荒，有24124人缺粮，发生讨饭、拆房屋、弃婴、退学现象。县委、县政府重视救灾抗灾，1960年动员全县20余万人投入抗旱。3年中发放救济款8.5万余元，布票12.3万尺，救济粮数百万公斤，棉花4670公斤。灾区群众情绪得以稳定，生产正常。
在此期间，全县停建小铁路、渭河木桥、西骆峪水库、周佛公路等工程，精简下放干部115人、教师727人、职工1080人。城镇商品粮人口由1958年的1.4万人降止1963年的8000人。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由1960年的64个，调整为1963年的30个。工业总产值由1960年的980万元降至1963的341万元。成功地调整了国民经济。1965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5417万元，其中农业总产值4921万元，工业总产值496万元。与1957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加1625万元。粮食总产量增加4120吨。全县经济好转。
三、“文化大革命”的10年。政治局势动乱，经济蒙受损失。在广大干部、群众努力下，70年代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
1966年下半年，县委贯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由中学掀起“造反”浪潮，迅速蔓延全县。“造反派”利用“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大批判”及“大串连”等方式，横扫所谓“牛鬼蛇神”和“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批判各级党政机关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级主要领导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冲击和揪斗领导干部。年底，全县各级党政机关瘫痪，工作秩序受到严重干扰，政治局势的动乱逐步升级。
1967年初，全县工人农民被卷入这场动乱，并逐步扩大和加剧。1月24日在上海夺权浪潮的影响下，“造反派”夺取县委、县人委及各部门、各公社、生产大队的权。“造反派”在以权力为核心的反复争夺中分为两大派组织，对立情绪日趋严重，由文斗演变为大规模武斗。造成许多严重事件。如4月19～22日两派在县米面加工厂武斗，烧毁粮食19万公斤，稻谷6.5万公斤，麻袋2.4万条，磨面机2台等，折价14万元。秋，周至中学实验室、图书室被烧毁，损失10余万元。武斗中打死30余人，抢走粮票4万余公斤，布票4.5万余尺，抢伐森林1万余亩。这一年全县损失600余万元，相当于1964年和1965年全县两年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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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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