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从县境内发掘的古遗址考证,远古时先民就在户县境内活动。涝河流域的丈八寺遗址(1957年5月31日发掘)出土的石器、陶器、骨器和碳化稻谷,属典型的仰韶文化类型,距今大约六、七千年;真守村遗址(1957年5月31日发掘)发掘出的石器有带孔石斧,彩陶器有彩陶盆。又据1960年11月公布的几处古遗址出土文物考证,在商周时期,户县境内的早期人类就处于古代繁荣时期。但从整个发展过程看,呈起伏状态,且发展缓慢。如宋代(960~1279),户县有2,500户、12,500人(《太平寰宇记·关西道·雍州》),明天顺年间(1457~1464)有2,530户、12,560人(《大明一统志·天顺志》)。180年间看不出犬口的明显增长。元朝末年由于战争频繁,加之灾荒、瘟疫,人口大量减少。明王朝建立之初,土地荒芜,劳力缺乏,农业衰败,当时采取了移民垦荒,减轻赋税,以及增殖人口的政策,加之手工业的发展,商品经济开始活跃,使人口有了明显增长。明嘉靖时(1522~1566)有3,304户、23,632人(《陕西省通志·康熙志》)。嘉靖后期,由于地主官僚兼并土地,大批农民倾家荡产,流离失所,再加旱灾、瘟疫流行,人口增长缓慢。到万历年间才略有回升。万历四十年(1612)有4,518户、军卒20,003人(清康熙二十一年《户县县志》)。 宋及明代部分年份户数、人口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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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份 ┃户数(户) ┃ 人口(人) ┃ 军 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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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560~1279) 2,500 12,500 ┃
┃明天顺年间(1457~1464) 2,530 12,650 ┃
┃明嘉靖年间(1522~1566) 3,304 23,632 ┃
┃明万历四十九年(1612) 4,518 20,003 ┃
┃明崇祯末年(1640) 2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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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由于明末战争,及满州贵族镇压人民的抗清斗争,不少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康熙采取了奖励垦荒政策,并于1696年实行更名田(明藩王皇庄地归耕种农民所有),1712年又颁布了“滋生人丁,永不棚税”的诏令。清雍正时又推行“摊丁入亩”。这段时间生产有了发展,民间隐蔽人口现象减少,人口有了增加。康熙二十一年(1682),全县有4,518户,8,614丁(康熙二十一年《户县县志·田赋门》)。雍正元年(1723)仅丁口就有44,154人。(《陕西省通志·雍正志》)40年间口丁增加近5倍。乾隆四十二年(1777)全县有18,371户、112,143人,44,337丁(乾隆四十二年《户县新志》)。和雍正初年相较,户、人、丁均有上升,是户县人口增长高峰时期。乾隆四十二年后到宣统时期,户县地区发生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战争,明嘉靖三年(1795),白莲教齐王氏、李全等与清总兵李文雄激战于户县,清同治元年(1862),关中各地回民起义,户县人民死伤惨重,同治三年、五年均有战争发生(民国二十二年《重修户县志》)。同时帝国主义入侵,国内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人口增长缓慢。民国前期军阀混战,民国十八年(1929)又遭特大旱灾,民国二十一年(1932)秋,霍乱流行,不到十天,遍及全县,死亡达四千多人。据蒋杰所编《关中人口问题》记载,当时关中“赤土千里,哀鸿遍野,农民贩卖妇孺,投孩于井,以树皮草根充饥尤不能,甚至有人吃人的惨局。”因而到民国二十二年(1933)全县只有21,825户,116,247人(男65,256人,女50,991人)(民国二十二年《重修户县志》)。1949年解放时,全县人口达到171,219人,比1933年时增加了54,972人,年平均递增为9.8‰。 从上述人口升降变化情况可以看出,明代天顺元年(1457)到1949年解放前的492年间,人口增加了158,719人。规律是增加与衰减相交替,波浪式向前发展。这期间,由明万历四十年(1612)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的165年间,人口增加了92,140人,较前增长了4.6倍。但从乾隆四十二年到民国二十二年的165年间,人口只增加了4,134人。由这个对比中可以看出,政局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人口便上升快,战争与疫病交加,人口便急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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