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蒋介石《西安半月记》有关临潼部分:
蒋介石《西安半月记》
(摘有关临潼部分)
引言 去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之变,事起仓卒,震惊中枢,几摇国本。中正于二次入陕之先,即已察知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言动歧异,且有勾通匪部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密谋与变乱者。中正以国家统一,始基已奠,且东北军痛心国难处境特殊悲愤所激,容不免有越轨之言论,如剀切告谕,亦必能统一军心,使知国家利害之所在。同是炎黄胄裔,患在不明国策,岂甘倒行逆施?中正身为统帅,教导有责,此身属于党国,安危更不容计。爰于十二月四日由洛入关,约集秦陇剿匪诸将领,按日接见,咨询情况,指授机宜,告以剿匪已达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勖以 坚定勇往迅赴事机之必要,又会集研究追剿方略,亲加阐示。虚心体察,实觉诸将领皆忠公体国深明大意,决不虚其有他。不料仓卒之间,变生肘腋,躬蹈其危。推诚之念虽笃,虑患之智不周,此皆中正不德所致,于人何尤?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 可竞全功者,竟坐此变,几全坠于一旦。而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年之心经营敷设,粗有规模,经此变乱,损失难计。欲使地方秩序经济信用规复旧观,又决非咄嗟可办,质言之,建国进程至少需后退三年, 可痛至此!倡乱者同其良知,亦必自悔其轻妄之可追赎也。自离陕回京以来,叠承中外人士询问变乱当时躬历之情形,中正受党国付托,陷身危城之中,方自惭疚之不遑,何敢再有所陈述。即欲据事纪实,已不能无挂漏之感,亦何以避免揭人之短与扬己自诩之嫌。叛部虽早已不视余为其上官,而余则不能不认为我之部属。部属之罪恶,实亦即余之罪恶。琐琐追述,又适以自增其愧怍,唯以诸同志及各方友好均以不能明悉当时实情为缺憾。爰检取当时日记,就一身经历之状况与被难中之感想,略记其概以代口述,凡以志谋国不藏与统率无方之罪而已。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二月。
十二月十一日早起在院中散步,见骊山上有二人向余对立者约十分钟,心颇异之。及回厅前,望见西安至临潼道上有军用汽车多辆向东行进,以其时已届余每日治事之时间,即入室办公,未暇深究。黎天才等忽来求见,事前未约定,殊觉突兀。黎谈话时对剿匪方针表示怀疑,与汉卿昨日所言者如出一辙,知其受毒已深,痛切诚斥之。是晚招张杨与各将领来行辕会餐,商议进剿计划。杨与诸将领均未到,询之张汉卿则知彼亦于今晚宴来陕之中央军政长官。杨预先在西安招待,俟此间餐毕邀请诸人同往也。汉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为异,殆以彼昨日来见时受余责斥因而不快欤?或彼已闻余训责黎天才之言,而不安欤?临睡思之,终不明其故。以时迟,亦遂置之。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五时半,床上运动毕正在披衣,忽闻行辕大门前有枪声,立命侍卫往视,未归报,而第二枪又发。再遣第二人往探,此后枪声连续不止,乃知东北军叛变。盖余此来仅携便衣卫士及卫兵二十人,而行辕大门外之司警戒者,即张之卫队营也。少顷侍卫官竺培基及施文彪来报:“叛兵已蜂涌入内,本已冲过第二桥内,被我等猛射抵御死伤甚多。叛兵知我内卫线,已有防备,刻已略退,请委员长从速离此。”竺、施报告方毕,毛区队长裕礼,亦派传令兵来报曰:“叛军已冲入二门。但接后山哨兵所电话称,该处并无异状亦未发现叛兵。”余问:“毛区队长在何处?”答:“区队长正在前院第二桥前假山旁率队抵抗。速请委员长登后山。”余问:“叛兵如何形状?”答曰:“戴皮帽子皆是东北军官兵。”此时余犹疑为一部之兵变,必系赤匪煽惑驻临潼部队暴动,而非汉卿有整个之计划。盖如东北军整个叛变则必包围行辕外墙四周,今后垣以外尚无叛变踪迹,可知为局部之变乱。余如能超越山巅,待至天明当无事矣。乃携侍卫官竺培基、施文彪与随从蒋孝镇出登后山。经飞虹桥至东侧后门、门扃、仓卒不得钥,乃越墙而出,此墙离地仅丈许,不难跨越。但墙外下临深沟,昏暗中不觉失足,着地后疼痛不能行。约三分钟后勉强起行,不数十步至一小庙,有卫兵守候,扶掖登山,此山东隅并无山径,而西行恐遇叛兵,故仍向东行进。山岭陡绝,攀援摸索而上。约半小时,将达山巅,择稍平坦处席地小憩,命卫兵向前摸索而上。少顷,四周枪声大作,枪弹飞掠余身周回而过,卫兵皆中弹死。余乃知此身已在四面重围之中。此决非局部之兵变,而为东北军整个之叛乱,遂亦不得作避免之计,决计仍回行辕再作计较。乃只身疾行下山。及至山腹,失足陷入一岩穴中,荆棘丛生,才可容身。此时身体已觉疲乏不堪,起而复仆者再,只得就此暂息,以观其变。时天亦渐明,由穴中向外瞭望,见骊山下已布满军队。旋闻骊山下行辕外机关枪与追击炮声大作。约半小时许,知行辕卫兵尚在忠勇抵抗,而不肯屈服,故叛兵用炮进攻也。计此时当已九时许矣。至此即不闻枪声。叛部乃四处搜索,经过余处在穴前后二次,均未为所发觉。忽闻距余二、三丈外之地有与叛兵厉声争执者,察其声,知为孝镇。时叛部搜索益急,闻岩穴上叛兵相语曰:“此间有一便衣者,或即为委员长。”另一叛兵曰:“姑先击以枪再说。”又一叛兵呵止之曰:“不要胡闹。”余乃抗声答曰:“余即蒋委员长,尔等不得无礼,如尔等以余为俘虏,即可将余立即枪杀。但不得稍加侮辱。”叛兵称不敢,向天空发枪者三,高呼:“蒋委员长在此矣。”旋孙铭九营长来前向余长跪而泣。连言“请委员长下山”。余乃知围攻行辕者,为张之卫队第二营也。孙随护下山至华清池行辕前,余欲入内稍憩,见门内物件纷乱,尸体枕藉,孙坚请余登车入西安,谓“委员长所居之室已凌杂不可居,营长奉上官命请委员长入城”。余命孙“找尔之副司令来!”孙曰:“副司令在西安相候,吾人非敢对上官叛变,实对国事有所请求,将面陈于委员长,望委员长接纳吾人之所请。”余怒斥曰:“叛逆狂谬至此!无多言,欲毙余则速毙余可也!”孙与第一○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又向余敬礼,请登车入城。余欲见汉卿,询其究竟,遂登车行。孙铭九与唐君尧旅长即扶余登车,夹坐余之左右,另一副官坐车前,即张汉卿亲信之侍从谭海也。车向西安城直驶……。
抗日组织蓬勃兴起,宣传活动迅速展开 西安事变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临潼抗日救亡活动迅速开展起来,情绪非常高涨。
〔宣传抗日救国〕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底,刘庚以共产党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回到临潼,领导各项抗日救亡运动,迅速组织起“临潼各界人民抗日救国会”,由房致遥任主任委员。成立的那天,在县城南的戏台上,召开了群众大会,会上刘庚讲话,动员各界人民一致抗日。会后在房致遥的领导下赴新丰、斜口、仓头、行者桥等村镇宣传抗日。接着,零口、栎阳、交口等镇,也先后成立了“各界人民抗日救国会”,使抗日活动在全县进一步开展。不久,仓头村周围农民群众在魏宗宇的领导下,组织起仓头“农民救国会”。成立那天,也召开了群众大会,会场贴有巨幅标语,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影响迅速波及全县农村。
临潼地区不少学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利用各种形式宣传抗日的主张。民国二十七年(1938),栎阳地区在王智德的领导下组织起“抗日救国十人团”,栎阳小学成立了“抗日救国会”,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同年7月7日,在栎阳小学召开抗日宣传大会,全地区农民和小学师生千余人参加,影响很大。在这期间,临潼先后成立了“西北青年救国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部设新丰三育小学)以及西安、三原的返乡学生组织“学生返乡工作团”。这些组织到各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主要是用讲演、唱歌、演戏、张贴标语等形式教育群众,激发他们抗日情绪,并向群众募捐,支援抗日前线。当时唱的抗日救亡歌曲有:《松花江上》、《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大刀进行曲》、《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等,演出剧有《放下你的鞭子》、《亡国恨》等,新丰三育学校学生街头宣传队在向新丰剧场走时,国民党特务扮成的税务部门的几个人在街上敲诈一个农民(农民担一担柴卖),宣传队张中涛挺身而出,站在柴捆上向周围群众宣传抗日,激起群众义愤,将该收税人员痛打了一顿,接着当场演出《放下你的鞭子》街头剧。群众很受感动。
〔协助扩展红军〕 民国二十六年(1937)春,为了与东北军、十七路军联合抵抗南京国民党“讨伐”派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讨伐”,中央红军南下关中,一部分来到临潼,曾在栎阳、武屯、雨金、交口、关山、相桥、油槐、零口、新丰等镇利用集会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并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的诬蔑和造谣。同时扩充红军。因而不少青年纷纷参加红军。在刘庚的领导下,临潼县组织了抗日义勇军,约500多人,组编为十六支队,由刘庚担任队长,向在三原的西阳镇全部编入红军。同时各地还动员不少思想先进的青年农民参加了红军,扩大了红军队伍。
〔全县各先进团体组织进步青年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民国二十七年(1938),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组织——西北青年救国会,在陕北吴堡举办了“青年抗日救亡训练班”,临潼选送了30多名(分两期)进步青年参加了训练,回来后到各地方分别组织领导抗日宣传活动。同年冬,刘庚和张军在马额镇庙张村张军家开办党员训练班,一期5～6个人,共办了3期,内容以宣传抗日为主(1939～1940)。同时各区还成立民校。这些学校大多是共产党员讲课。陈宏(陈元方)曾在栎阳小学担任过教师(当时他是三原中心县委组织部长以教师为掩护),在教课中,讲授革命道理,传播革命思想,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交口地区在王志温、杨思的领导下,组织“自乐班会”。初成立时有40多个会员。他们在附近群众有婚丧大事时去庆贺或致哀,借此宣传抗日。一些具有民族正义感的群众积极参加,时间不长,这个组织就扩展到栎阳、雨金、油槐及渭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会员增加到400多人,成了宣传抗日的一支队伍。临潼部分地区还成立了“兄弟会”组织,在成立时提出入会的条件,有:“以抗日为目的,不出卖自己人”等,参加的达300多人,分布在武屯、油槐、交口、相桥镇一带,为抗日救亡做了不少工作。
〔打入国民党政权内部争取国民党倾向进步的人士共同抗日〕 抗战初,国民党为“防共”、“限共”,明令取缔一切进步的抗日救亡团体(西安有13个团体)。又欲与共产党争夺群众,1938年成立了“抗敌后援会”企图官办抗日救亡。这个组织本县各镇都有,但他们并不搞工作,共产党员便秘密参加,其中刘庚是当时共产党临潼县委书记,在国民党县政府当查烟委员;张中涛是共产党县委统战部长,担任国民党“抗敌后援会”秘书、科长,后来又当上国民党县党部干事。当时的县长张锋伯,也是共产党员,他支持抗日,比较大胆,敢作敢为。他曾说:“我们组织抗日力量,准备抗日游击战争,敌人一过黄河我们就打游击。”他的秘书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利用这些有利的因素开展工作,当时本县有骊山、马额、交口、栎阳、斜口5个镇为共产党所掌握,如马额是王经邦、交口是谈国帆、骊山是房致遥等。王智德从吴堡青训班回来,加入栎阳镇公所任镇训教官,利用当时的国民月会作抗日宣传。进入国民党县政府的中共党员,也分头到各镇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宣传,这些宣传工作使群众抗日救亡的思想进一步加深,抗日救亡活动日趋活跃。
与国民党政权作斗争,减轻群众负担,解决群众生活困难
〔坚持让富有者担负“抗日救国公债”〕 民国二十七年(1938)上半年,国民党政府发行“抗日救国公债”,并在报纸上发表社论和征集办法。当时国民党县政府采取按土地分摊的办法,使穷人无法承受。为了维护穷苦农民的利益,临潼共产党地下组织决定根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认购。共产党员谈国帆是当时交口的联保主任,利用合法身份召集地方有钱的豪绅、地主、富商认购,结果报出的数超过了分配额。可是国民党县政府硬要坚持按粮(地亩)均摊的办法摊派,这就把公债大部分压在穷人身上,,富人占了便宜。县长王幼诚得知交口单让富户分摊的消息,就亲自带领数十个差役到交口,召集渭北十一镇的联保主任开会,反对交口的作法。谈国帆在会上便把报纸拿出来,当场念了报上社论提出的征集办法,并理直气壮地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有指示,照这样办,我们分文不欠一次交清。”与会的人大部分也很支持这种办法,想反对的人,也讲不出什么道理。会议无结果而散。以后交口镇没有按粮摊派,钱由商会里拿出,穷苦农民分文未出,减轻了群众负担,群众十分高兴,此事对附近各镇很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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