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的大片国土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父老兄弟到处流浪逃亡,无家可归,乞讨在外。西安学生对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主义的政策深为痛恨,民族爱国热情普遍高涨。同学们纷纷组织起来,进行抗日救亡活动。
西安事变前,由于日寇步步紧逼,妄图吞并中国华北五省等大好河山,抗日救国活动已达高潮。当时西安师范的同学,大部分来自外县,大都是公费上学,生活朴素。他们为爱国热情所驱使,在“中华民族抗日救亡先锋队”(简称民先队)“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会)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当时西安师范学生运动的组织者有孙培让(吕达)、王兆瑞(王力)、何贵生(何承华)等人,在学校成立了“学生救国会”。学生们在校内书写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抗日标语,并积极组织起来进行抗日救亡活动。
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恐慌,他们疯狂地镇压学生的抗日救亡爱国活动。一天晚上,国民党军警突然到师范学校学生宿舍抓捕爱国学生。另外,又在校内派驻一班军警,监视学生的爱国行动。(军警班长名叫巩致顺,户县祖庵镇人)。
1936年秋末时的一个晚上,学生在校内礼堂开会,商量如何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正开会时,军警来了,在会场外不断地大喊:“开什么会!开什么会!”进行捣乱,学生无奈,只得闭灯散会。这次会议就这样被军警破坏了。
12月初,西安学生就秘密酝酿着准备在“一二·九”举行一次大游行,以反对内战,要求抗日。在12月9日这天早晨,西安师范“学生救国会”通知学生,吃过早饭后,在操场集合,待学生集合后,即整队出发。会后同西安各校1万多学生,集会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会后游行到南院门“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向张学良请愿。学生要求停止内战,团结一致抗日,并喊口号:“打回东北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日之仇不共戴天!”“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张未出来,派代表(参谋长晏道刚)答复,但所答非所问,含糊其词。学生听后很气愤,即到街上游行,喊口号,走到北院门,向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请愿。邵力子的答复,未达到学生的目的,学生又喊抗日救国口号,到新城“绥靖公署”向杨虎城请愿。绥署参谋长李兴中出来对学生讲话,同样未达到学生们的要求。在这三个地方都没有给学生的游行请愿以满意的答复后,同学们即准备到临潼去向蒋介石请愿。随后学生们出新城东门经尚仁路(今解放路)向城外进发,军警随后监视。游行队伍向东边走边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打回东北去!”
到了十里铺,只见后边开来几辆小汽车,张学良从车上下来,走到路南边一个高土堆上,向学生讲话。他很慷慨、很干脆地说:同学们,你们辛苦了,你们从早上到现在,天也快黑了,你们肚子也饿了……我是东北人,我一定要打回东北去。我在三天以内答复你们的爱国要求。你们一天还没有吃饭,你们现在回去。同学们听了张学良的答复,即整队返回学校,回到学校时,天已经黑了。
12月12日这一天早晨,我们起床后,忽听到枪声不断地响,同学们都感到惊奇,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待枪声稀疏下来后,即蜂拥出了校门,站在大门外,看到街上冷冷清清的,只见冯钦哉带了几个所谓护兵,向外急急慌慌逃路的样子。这时听到学校打铃声,同学们便回校吃饭。饭后,同学们围在一起猜东猜西,议论着发生了什么事。因有的老师没有到学校来,这一天便停课。在校园里,学生听到飞机的嗡嗡声,看到西安上空有几十架飞机盘旋,停了一会,听不到飞机的声音了。同学们便三五成群的到街上去了。
到大街后,听到报童卖“号外”的声音,同学们都争着买“号外”看,只见“号外”上写着张杨两将军在临潼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提出抗日救国八大主张,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内容。
“号外”震动了全市人民,振奋了人心。街头墙壁上到处贴有“八大主张”的标语。在学校、街头的同学们和群众都议论着要公审蒋介石。
事变的第四天,(12月16日)“西救会”组织市民在革命公园召开大会,宣传抗日救国八大主张。西安师范及各校学生和各界人士都参加了大会。当时会场人山人海,盛况空前。事变的爱国行动,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和坚决拥护,也使人们的热情空前高涨。
会后,西师学生在孙培让等同学的组织下,曾到近郊农村,外县宝鸡等地去宣传抗日。
(录自《碑林文史资料》第一辑)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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