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民国是一个短暂的时期,然而却是革命斗争相当激烈且具有重大转折的时期。虽然经济发展缓慢,但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却给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朝的衰败,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迅速展开。必须推翻清朝这个腐败的封建堡垒,吸取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振兴中华,这是当时一些有识之士的共同认识。临潼的革命志士如田市的郭希仁,油槐的曹印侯、刘蔼如,新丰的焦林,铁炉的王云璋,关山的郭志兴……等,都纷纷投入到这场革命运动中去。郭希仁是当时陕西革命力量的中坚人物之一,担任“秦陇复汉军”的高级参谋,为陕西的革命斗争起了重要作用。曹印侯闻西安光复,即带领民团百余人急渡渭河猛扑县衙,驱逐了清县令培成,光复了临潼。又随即担任秦陇复汉军敢死队统领,以白刃冲杀于西路凤翔战场,力阻清军东窜,保卫了革命成果。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带来的却是无休止的军阀混战。临潼人民又投入到反军阀的斗争中去,一些人加入反对军阀的靖国军和以后的国民革命军,驱逐在陕的军阀陈树藩、刘镇华等。在众多的革命者中,李虎臣是最突出的,他曾任国民革命军二军师长、陕西军务督办,当刘镇华围困西安时,他与杨虎城将军据守西安8个月之久,终于取得胜利。
军阀混战,把中国人民带入灾难的深渊。为了反对军阀,寻找新的革命途径拯救中国,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为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以共产主义为远大目标的新民主主义运动开始了。临潼有识之士又纷纷加入到共产党的队伍中,进行革命活动,王泰吉(1924年入党)、许权中(1925年入党)等,是早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者,为革命立下了功绩。以后壮烈牺牲,是为人们所敬仰的烈士。
1926年11月西安解危之后,刘镇华被赶出陕西,出现了国共合作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在临潼的组织开始建立。在党的领导下,全县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各地成立农民协会200余处,会员达1.05万余人,出现了蒋贯、张维一、张宏道等一批农运积极分子,开展了“交农”运动(农民罢农)和反贪官劣绅的斗争,广大农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了“四·一二”事变之后,进行清党,迫使临潼共产党的革命活动转入地下。1928年5月,王泰吉、许权中、庞成斋、李崇章、张维一等许多同志参加了轰轰烈烈的渭华起义。连年军阀混战及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使全县广大农民已处于破产边缘,一遇灾害便毫无抗灾能力。1929年(民国十八年)的年馑使临潼饿死达5200人之多,大量农民外逃,接着1932年的瘟疫与饥馑,病饿而死者达3.9万人,有些人家全户死绝。全县人口锐减,人民生活越加痛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一致要求抗日。蒋介石却一心“剿共”,专门“戡乱”。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以民族大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临潼年清池对蒋介石进行兵谏,迫使蒋介石接受抗日主张,实行全民抗日。至今在当年蒋介石被扣的地方骊山半山腰还留有兵谏亭。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反动派在临潼并未放松对共产党人的迫害,因而共产党的地下革命斗争从未停止过。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全面内战。当时临潼共产党的组织受到严重的打击,在极为艰苦的情况下进行斗争。在斗争中,壮大了党的组织,建立了革命据点,发展了地下武装力量,而且在胡宗南严密的封锁下,建立起自北而南的“地下交通线”,护送重要领导人刘少奇、汪锋、李先念、陈少敏等安全通过。同时又护送了大量干部、战士、进步青年、伤员、学生以及大量重要物资到陕甘宁边区,支援了解放战争。在整个地下斗争期间,临潼出现了象刘庚、刘邦显、尹省三、董实丰、张中涛、谈国帆、范明、郎瑞亭等一大批共产党的优秀干部和战士,对临潼革命斗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在整个民国时期,临潼人民几乎是在战乱与灾荒中度过的,经济仍然十分落后,农业依然是封建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水利上除泾惠渠可灌徐杨、栎阳一带不足4万亩耕地外,其余耕地均为旱地。据1938年有关资料记载,全年粮食总产为1.5亿余斤,平均亩产不到200斤。工业除零散个体手工业百余户外,没有任何现代工业,解放前夕,物价飞涨,“法币”严重贬值,已形成以物易物的局面,银行关门,商业萧条,经济已处于崩溃状态。
四
1949年5月,全县解放,临潼进入一个新的时期。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英勇斗争,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并开始向社会主义社会迈进。临潼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立即掀起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1950年10月开始了土地改革,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共117790.9亩,分给没地或少地的贫、下中农,使他们彻底摆脱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1951年开始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办起了互助组,实行“民主管理、计工算帐、自愿互利”的原则,这是社会主义萌芽性的农业组织,农民入组积极性很高,到1955 年,入组农户已达43285户,占全县农户总数的67.01%。随着农民互助合作运动迅速发展,又进一步建起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6年初级社已发展到783个,入社农户27537户。初级社社员以土地作股入社参加分配,大型农具和牲口入社统一使用,由社付给适当报酬,社员集体劳动,按照社员劳动日和土地的股份进行分配。初级社已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是克服小农经济使其走向现代化大农业的重要步骤,这在当时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2993万元增长到1956年的7680万元,提高了156.6%。紧接着于1956年冬在短时期内又掀起初级社扩、并、转高级农业社的高潮,到1957年,全县建起288个高级社,入社农户66938户,占全县农户的99.44%,这时就所有制来说农村已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业。接着1958年又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指引下,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以并队、并社的办法联合起来,很快组建了六个人民公社(大社),下辖32个管理区(相当乡),(以后取消大公社,将管理区改为公社)208个生产大队,1779个作为核算单位的生产队。与此同时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掀起农业生产高潮。
于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同时,本县又掀起“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到1956年将全县466户个体手工业者,组成了各类集体性质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或合作组;将私营商业873户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进行了改造。全县设公私合营商店46个,设门市部226个;合作小组14个,设门市部52个;经销代销点96户。全部资方股金为389760元。人民政府给公私合营的企业派驻公方代表,使其经营、管理纳入社会主义轨道。
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热潮的兴起,使人们的生产情绪受到鼓舞,全县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解放后的十年中,工农业生产总值从1949年到1958年,平均年增长34%,特别应提出的是本县现代工业从无到有,1956年后已经有了全民工业,开始从手工业向现代工业迈进,同时于1958年把原来的手工业合作社、生产组等都办成乡(镇)企业,使本县产业结构起了重大变化,工农业产值比重已从1949年农业总值占99.6%、工业总值占0.4%转变为1958年的农业总值占96%、工业总值占4%,工业总产值有了明显的增长。
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急欲改变生产关系,想快速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过早地一刀切地取消了各种私有的个体经济成份,同时在生产上出现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一平二调、一大二公的“共产风”等一系列错误,使经济的发展在1958年以后几年受到严重挫折,加之接踵而来的自然灾害和其他不利因素,临潼经济很快陷入困境,出现了经济“困难时期”。
1959年至1978年的20年期间,临潼经历了“大跃进”后的经济调整和社会主义教育、“文化大革命”等较大的政治运动,经济发展起伏较大。但从总的形势来看,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工业总产值和农业总产值1978年分别为4177.92万元和15997万元,总计为20174.9万元,工农业总产值比1958年有了明显增长。(依县统计局年鉴数字)
农业方面,在解放初期50年代整修旧有渠道的基础上,经过60年代和70年代采取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在以水利建设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到70年代末,共修大小水库22座、拦河闸2座、抽水站50座,打机井14637眼,修干支分渠1646条,总长1955.7公里,全县有效灌溉面积达79万余亩,基本上实现了由旱作农业向灌溉农业的转化。农业机械化程度大为提高,1982年有农业机械99833台(件),机耕面积50.26万亩。加上化肥的广泛施用,植保工作的开展,优良品种和农业科技的推广,使传统农业逐步向现代化农业迈进,发展速度加快。70年代末,复种指数比以前提高149%,粮棉亩产分别为567.8斤和60.1斤。临潼已成为陕西省的粮、棉基地县之一。进入80年代后每年能为国家交售商品粮一亿斤以上,成为全省交售商品粮上亿斤的少数县之一。
工业有集体工业和全民工业两个方面。在1958年建起的许多乡(镇)集体工业,在经济困难时期曾有所减少,以后逐渐有了转机,连同一些县办的集体工业,到1978年总产值1227.7万元。县属全民国营工业,是全县工业的主体,自1956年开始兴办以来发展较快,到1978年,总产值达2950.2万元,工业总产值在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中已占到28.9%。
值得一提的是在临潼有不少中央、省、市上属工业,如鼓风机厂、缝纫机厂、电热元件厂、西安铁路工程处等大小40多家,其中一些大、中型企业,经济力量雄厚,自1964年开始到1978年的14年间,产值由231.3万元增长到6434.97万元,比县属全民工业和集体工业的总值高出54.02%。上属企业虽然不归属县,若能在横向联合上发挥其优势,将使县属工业的发展速度加快。
这一时期,1978年比1958年工农业生产总值增长4945.25万元,年平均增长247.26万元,增长率5%。但这个发展速度仍然显得太慢,同时也不够均衡,甚至有较大的起伏。1958年后,生产逐年下降,发生严重的经济困难。1962年是工农业生产最低的年份。由于根据中央“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八字方针,纠正了工作中的失误,使经济才逐年回升。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出现了大动乱的局面,经济上不断割资本主义“尾巴”,这时个体的小商小贩和农民正常的家庭副业都被割掉。对国营和集体工商业以及农村的生产队,也因统得过死而失去活力。加上城市、农村的混乱因素,生产发展又一次下降,1972年为最低点。“文化大革命”后期曾进行一次整顿,生产方有所增长。在1976年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经过拨乱反正,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都得到恢复,经济发展速度逐渐加快。但是由于长期形成的单一经济模式和产业结构不够合理,及吃“大锅饭”和端“铁饭碗”的状况并未改变,所以不能充分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只有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贯彻了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本县的经济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五
中国共产党于1978年12月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政策,增强了人们商品经济意识,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了生产力。临潼县在对国营工商业及其他企业进行改革时,大力发展了乡(镇)集体经济,和作为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辅助成份的个体经济。在农村,对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农民搞多种经营、家庭副业和工、商、运输、建筑等各类经济活动(各类专业户)。这大大调动了广大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全县城乡发生了巨大变化,使原来比较单一的经济,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发展,产业结构向多样化发展,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
在工业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国营工业的经营管理不断革新,农村乡(镇)工业和村办工业、个体工业得到迅速发展。使全县工业产值结构出现了新变化,1986年按现价计,县办全民工业总产值2679.6万元,而集体工业和村以下工业总产值达9504.1万元。集体工业及村办工业的迅速兴起,使工业在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进一步加大,1986年工业总产值已占全县工农业总值的32.7%。加上县内的省、市上属工业,总产值17706.5万元。全县工业总产值则达工农业总产值的54%,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临潼自古为农业大县,解放后为能成为全省粮棉基地而自豪。但要临潼经济飞腾,要使临潼人民真正富起来,必须大力发展工业才有希望。
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农业生产已由过去只重视粮、棉、油等种植业而逐渐向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全面发展转化,林、牧、副、渔各业在农业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在逐年增长。1978年农业总产值为15997万元,其中林、牧、副、渔产值2038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12.7%。到1986年,农业总产值25076万元,林、牧、副、渔产值6257万元,占农业总值的24.9%,使农业的产值结构由比较单一走向多样化。
在农村除工业有显著的发展外,建筑业、商业、饮食业、运输业等也都相应地发展起来,这就形成农村多层次的产业结构,使农村社会总产值有明显增长。1986年,全县农村社会总产值已达25076万元,其中工业7641万元,建筑业4071万元,运输业1791万元,商业饮食业1615万元,使农村经济日益走向繁荣。
在商业方面,国营商业已在积极地改变经营方式,个体商业作为社会主义商业补充部分得到迅速发展,农村集市贸易大为活跃,1986年个体有证商户(包括饮食服务业)已发展到3502户,从业人员5497人,农村市集已发展到24个。全县商品零售额已达15778.2万元,其中个体商户零售额已达2000.7万元(1978年个体零售额为1万元)。
交通邮电事业在解放前是十分落后的。新中国建立后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面貌有了重大改观,到1986年底,县境内铁路、公路四通八达,有陇海、西(西安)韩(韩城)、西延(延安)、咸(咸阳)铜(铜川)四条铁路过境,新丰铁路编组站正在兴建。有公路干、支线(包括乡(镇)公路)258条,桥梁85座,涵洞293处,通车里程1150.42公里。1985年民办公助的新丰渭河公路大桥建成通车,结束了县内南北分隔的历史,运输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全县邮电到1986年已设分支机构32个,邮路总长度384公里,农村投递路线总长2224公里,长途载话端机容量171路,市内电话用户交换机容量3770门,农村电话机总容量1590门。
临潼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为发展旅游业创造了有利条件。解放后对骊山风景区经过一系列的修葺,已改变了旧日的面貌。自1980年以来,又先后在景点建设投资6345万元,使以华清池(唐华清宫遗址)为中心的骊山风景区已具有一定的规模。秦始皇陵兵马俑,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大型铜车马亦属举世罕见,对游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它已成为世界的旅游热点。1986年接待游人320万余人次,其中外国人、华侨和港、澳同胞20万余人次。众多的游客,促使临潼旅游服务等行业的兴起。景区服务网点已有3200多个,固定餐位2990个,住宿床位5138张,临时的地方风味小吃1100个点。据1986年调查统计,当年门票收入400多万元,以旅游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总收入5600多万元。骊山风景区(包括秦始皇陵区)已于1985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十大风景名胜之一,县人民政府已对景区的发展,作出了近、中、远期的发展规划,旅游业发展是有广阔前景的。
综合以上所述,1978年以来,临潼经济已出现了全面发展的可喜局面,到1986年,全县社会总产值包括工业(11681万元)、农业(25076万元)、建筑业(7084万元)、运输邮电业(1650万元)、商业饮食业(3579万元),共为49070万元。连同上属工业总产值,则全县经济社会总产值已达67363万元。
随着经济的发展,县财政收入亦相应增加。1949年收入仅为222.1万元,1978年收入增至1356.9万元,30年间,平均每年增长39.1万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收入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到1986年增至2551.2万元,8年间平均每年增长149.3万元。
金融业在解放前几乎是一个空白点,解放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各行的支行在临潼相继建立,在农村乡(镇)普遍建立了银行业务点和信用社,开展了存款、信贷等业务。金融事业的发展在便利人民、促进经济发展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银行存款、贷款逐年上升,现金收支扩大。货币流通量不断增长,1953年现金收入1933万元,支出2548万元;1978年收入5745万元,支出为6035万元;到1986年收入增加到21884万元,支出24606万元。发放贷款1953年81万元,1978年8391万元,到1986年工商、农、建等各支行贷款总合高达27846.9万元。单位和农村存款达14322万元。
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民生活的改善。从储蓄存款增长速度加快可以得到一定的反映,1953年,总储蓄量为12万元,人均0.36元。1978年为1559万元,人均25.08元,到1986年存款达12435万元,人均储蓄181.45元。人民的收入水平在改革开放的8年里,明显的有所提高,据县统计局资料,在1984年,农民人均收入 333.26元,1986年增至人均444.77元。职工年工资1978年人均673.5元,到1986年增至人均1270.79元。
本县优越的自然条件和长期的生产发展中,逐渐形成的一批地方土特产和风味小吃,近年又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同时在新的形势下又开发了古老的和新创的一些工艺美术品、名牌优质产品,它们在临潼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石榴、柿子、相枣,素称临潼“三宝”。石榴为本县一大特产,主要特点是汁多、味美、个大、色鲜。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更是名驰中外。“言石榴必称临潼”,是人们对临潼石榴的赞美。近几年外贸部门每年收购10～15万公斤,远销香港、澳门和东南亚各国。在旺季,日销售最高达1万多公斤。骊山柿子早有盛名,它的品种很多,尤以北麓的“火景”柿子为最,它熟时质软,外皮大红,当柿叶落尽而柿实挂满枝头时,远看真如火焰一般好看,故人称“火景柿子”。吃时,凉甜如蜜,甜而不腻,博得人们赞赏。1985年,全县已栽植3700多亩,连同零星栽植共有4.5万余株,加上其他品种柿树,年产量最高可达250多万公斤。相枣为临潼栽培历史悠久的果树之一,广植于渭河以北的相桥、康桥、新兴一带。它以个大、皮薄、肉厚、核小、脆甜而驰名,已栽植1034亩,丰年产量可达10多万公斤。除“三宝”外,还有“临潼韭黄”、北田乡惠家场的胡萝卜、穆寨乡业池村的香椿等,都为临潼特产,十分有名。上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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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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