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瑞亭(1919～1967) 临潼栎阳镇里仁村人。青年时,目睹国民党反动派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现象,就产生了革命思想。1936年就读三原省立第三中学,受到共产党员魏文伯等几位老师的器重。“西安事变”后参加“中国民族解放先锋队”,曾任三原地方部队队长。193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党支部委员、书记、总支书记等职。抗日战争期间,党员老师领导学生宣传抗日,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极端仇视,将党员及进步教师朱茂春等数人殴打逮捕。郎瑞亭与其他领导人组织发起请愿运动,终于使其释放了被捕老师,大大激发了学生斗争的积极性。1938年他于三原中学毕业后,1939年被三原中心县委派回临潼栎阳做地下工作,任栎阳区委青年委员,下半年任区委书记。1940年任三原中心县委委员,主持栎阳、三原、高陵中学、三原女中、工职及三原城东等地区党的工作。此时,三原中心县委移驻栎阳尚寨,他以小学教师为掩护,毅然扛起了三原中心县委在这一带地下工作的重担,不畏艰险,默默地刻苦工作。他积极地开展统战工作,建立地下武装力量,在敌人接二连三掀起反共高潮,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情况下,在复杂而尖锐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了党的组织。
1939年到1940年,毛瑞甫和杨宜翰牺牲后,郎瑞亭将其原来掌握的武装力量交由统战对象王子龙指挥,又在以前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拥有一批保甲武装的栎阳镇长魏景元团结成自己的朋友。因此镇公所的干事由共产党员担任,九个保中四个保长为共产党员,三个为统战对象,使全镇的保甲武装几乎全部掌把在地下党手中。自1942年起, 郎瑞亭更注意发展党员武装。动员有经济能力的党员买枪,他自己也变卖家产资助,同时与三十八军取得联系,派一批党员和进步青年到该军工委领导的教导队学习。他同贺仪又由该军带回短枪四支,以充实义和、聚合村武装支部。此后又建立第五保武装支部,使党员武装拥有短枪数十支,与统战武装结合,在对敌斗争和掩护中央领导进出边区在临潼安全过境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当1941年12月11日,相桥恶霸秦颂丞在反动政府的授意下联合雨金恶霸梁忠义围攻交口赵家庄,企图杀害进步人士李文海、梁信之时,郎瑞亭得讯,立即让王子龙和党员王春德率领武装人员数百名,以打击土匪为名前去营救。秦、梁恶霸逃窜,救出了梁信之(李文海牺牲)。在统战工作中,他还团结教育栎阳的上层人士,如孙思谦、孙伯循、孙香亭等在他的帮助教育下,都与党合作走上了革命道路。王安世原为胡宗南的高参,回家后在郎瑞亭的影响下,其家成为重要的地下交通点。
在敌反共高潮中,党处于极端隐蔽状态时,郎瑞亭在充分做好隐蔽工作的同时,仍继续暗中活动,做好统战工作。接收新党员。1942年秋,还派人把秦剧“竟存社”送往边区。1944年,郎瑞亭主管临潼渭河北、三原城东由他原领导的地区。这时,情况有所缓和,开始进行“唤醒”工作,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重新建立栎阳区委,对交口、阎良、关山、相桥、康桥、田市、油槐、北田及三原文峰等地的工作相应地作了整顿,支部重新划分,使栎阳地区党的工作走上一个新的阶段。1945年下半年,栎阳归属临潼,1942年临潼工委成立,郎瑞亭担任副书记。他根据“七大”精神和上级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开展抗日宣传,揭露国民党反动政策,组织群众为打败侵略者,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郎瑞亭又根据党的指示,动员党员充分揭露国民党打内战的反动性和腐败的政治,发动群众进行抗粮、抗税、抗丁活动支持解放战争。1946年7月,汪锋由陕北去商洛地区及同年9月李先念由商洛回延安,在途经临潼时,郎瑞亭在掩护其安全过境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尤其是李先念到栎阳地区后胃病复发,他多方组织力量为他治疗、调养、保卫,经半个多月,方康复安全离开临潼前往边区。
1947年,胡宗南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栎阳武装支部遭反动政府和恶霸的袭击,杨瑞云等几位地下党员牺牲,郎瑞亭仍继续坚持战斗。1948年,中共关中地委决定“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为陕西和甘肃解放准备干部”后,他立即派人到大、中学校串连,建立转送地点,到1948年底,相继向边区输送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共产党员,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300余人,迎接解放战争的胜利。1948年农历正月初一,郎瑞亭领导的地下武装配合“渭总”二支队,为阻止敌人运输去炸毁大程铁路桥。二支队长王廷兰与教导员张吉在桥刘村隐蔽时被敌人发现,遂发生战斗,形势十分危急,郎瑞亭与张吉商同王子龙迅即派人去该村西南猛放空枪迷惑敌人,方转危为安。至夜,二支队撤离,两伤员交郎瑞亭转移。后乔生涛因伤重死亡,金宗喜转西安广仁医院治愈后返队。
1949年5月,临潼全县解放,郎瑞亭担任县宣传部长、县大队副政委、临潼县委副书记、渭南地委统战部长、地委委员。他一心为公,专心致志于党的事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叛徒”、“反革命”、“走资派”等,日夜批斗。1967年12月29日,被迫害而死,终年48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的冤案才得以彻底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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