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石经迁至“尚书省之西隅”后,是否有建筑物加以保护,因缺乏资料,无从查起,但仍可根据有关碑文中的只言片语加以推测。如宋建隆三年(962)《重修文宣王庙记》碑记述当时整修情况时,有“霞张梦奠之楹,粉耀藏书之壁,增华崇丽,炫目惊心”一句。这里的“藏书之壁”,显然是指《开成石经》,而当时“粉耀”的对象,肯定不是碑石本身,而是对碑石的保护性建筑进行彩绘装饰。
元祐二年(1087)吕大忠移唐石经及诸多唐宋碑刻于“府学之北墉”后,其建筑情况和陈列形式则比较清楚。《京兆府府学新移石经记》碑是这样描述碑林最初的建筑情况的:“门序旁启,双亭中峙,廊庑回环,不崇不卑,诚故都之壮观,翰墨渊薮也。”当时位于府学北墉的碑林,应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院落,所以“门序旁启”;中峙之双亭,显然是保护“立之于中央”的《石台孝经》和《建学碑》的;而回环之廊庑,则是保护“分东西次比而陈列”的《开成石经》的。这就是说,当时的碑林是一组由碑亭和碑廊构成的相对独立的建筑群落。至于最初的陈列形式,从上引碑文中也已看得比较清楚,即被两座碑亭覆盖的《石台孝经》和《建学碑》,一前一后立于整个建筑群的中轴线上;用回环之廊庑加以保护的《开成石经》114块碑石,按次序排列,从三面环绕双亭;而其他唐宋碑刻,则分立于双亭之左右。
崇宁二年(1103)虞策将府学、文庙及唐石经一并迁至“府城之东南隅”即碑林现址后,碑林的建筑情况和陈列形式如何,因记事碑亡佚,已无从知晓。但从金正隆二年(1157)《京兆府重修府学记》碑对崇宁建学的追述来看,既然“庙学之成,总五百楹,宏模廓度,伟冠一时”,肯定对唐石经及其他唐宋碑刻也会用相应规模的建筑形式来加以保护。而50余年后,金正隆五年(1160)《重修碑院七贤堂记》碑记曰:“宣圣殿后,旧有玄宗序注孝经石台并文宗群经碑院一区,昨自刘齐扰攘,饥馑连迹,继踵学士解散,宣圣庙宇,迄为草莽。”据此可以推知,在崇宁建学之后,金灭北宋之前,碑林仍是文庙宣圣殿后一独立院落。其中的建筑情况,又可依据该碑“四廊彩雘、远延瑞雾”一句推知,仍以廊庑为保护性建筑的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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