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
       长安作为西汉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和国际贸易都会，商业繁荣，人口众多。据《汉书·地理志》载，长安有88000户，人口24.62万。按此数据，平均每户仅3人，显然偏低。一些学者认为，这一数据可能系征收租税的基本数字。若每户以5口计算，当在40万以上，再把皇族、士兵、僮仆等计算在内，全城人口当在50万以上。据《汉书》称，属太常管理的诸庙陵园，用卫士达4.5万人，祝宰乐人1.2万人，而且“养牺牲卒不在数中”。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诏书云：“卫士转置迎送二万人，其省万人。”可见驻军人数之多。昭帝时仅河南一地来京师诸官府为戍卒者就有二三千人。此外，京师各官署都有大量刑徒和奴婢。据《汉书》载，元帝时“诸官奴婢十万余人戏游亡事”。人数众多的驻军、徒奴，加上往来长安的吏民役夫、没有市籍的商贩、游学的儒生，西汉长安城在鼎盛时期的实际人口数可能远远不止50万。
    商业
    长安素有经营工商业的传统。据《史记》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所谓“玩巧事末”，指的便是重视商业与手工业的社会风气。这些商业和手工业者，或因卖浆而聚资成千上万，或因经营五香果脯而发家致富，出门前呼后拥，连车列骑。如《史记》中所载的无盐氏，以放高利贷而“富埒关中”。此外，像诸田、田墙、田兰、韦家栗氏、长安王君房、樊少翁和公孙大卿等，都是西汉一代大富翁。
    国家的统一为工商业活动提供了方便条件。当时西汉朝廷对商人虽实行一些限制，对他们征收的税率为“万息二千”，即20%所得税，但并不影响其发财致富。故当时有民谚云：“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商业的发达给统治者带来直接利益，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不入国库，成为统治者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因而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在经商致富的社会风气诱使下，不少富裕农民冒着破产危险，舍本逐末，来到汉长安城做生意，逐什二之利，形成“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熟而货有余”的畸形现象。当时汉长安城不仅豪富之家致力于经商贸易，甚至身居九重的天子也参与其中。《西京杂记》说，当时上林苑昆明池放养的鱼，除供给诸陵庙祭祀之用外，还要送到长安市上去卖。武帝时，“大农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与富商大贾争利，名曰“平准”，实则为皇家谋利。武帝巡游各地的巨大开支，“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
    汉长安城中的经商之风波及面很大，学生也兼营商业，“汉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长安城南，北为会市，但列槐树数百行为队，无墙屋，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书传记、笙磬器物，相与买卖，雍容揖让，或议论槐下”。汉长安城中甚至还有女商人，如武帝的姑母、窦太主所亲幸的董偃之母，就是一个在京城挨门串户贩卖珠宝的女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