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孟繁仁先生考证，指貂蝉：「姓任，小字红昌，出生在并州郡九原县木耳村」──按「并州」乃为州名，并非郡名，但网络上可见数据皆作如此写法，或许有源自同一来源而相互转抄之可能；即使如此，这个说法仍大有问题。据孟先生声称，已发现了貂蝉的故里，乃在今「忻州市东南三公里的木芝村」；本文前面已经提过，「忻州」是隋、唐以后才有的地名，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山西二·忻州》写道：

春秋属晋，战国属赵。秦为太原郡地，汉因之。后汉末为新兴郡地，晋因之。北魏兼置肆州，永安中又改郡为永安郡。后周徙州于鴈门郡。隋开皇初复改置新兴郡，旋废。十八年，置忻州，因忻口为名。大业三年州废，属楼烦郡，义宁初复置新兴郡。唐武德初又改为忻州，天宝初曰新兴郡。干元初复故。宋仍为忻州，金因之。元初改为为九原府，旋复故。明初仍曰忻州，以州治秀容县省入。

元杂剧作家在并未细究忻州作为地理名词在理史上的沿革过程的情形下，错以为前朝宋时的忻州亦可推用在两汉、三国，因而留下如此谬柄；按今日的忻州市，在东汉时属并州太原郡阳曲县辖下，到了汉献帝建安二十年时，曹操另置新兴郡，郡治所在为九原县，即今之忻县，根据清代学者吴增仅撰、杨守敬补正的《三国郡县表附考证》记载：

新兴郡，《魏武纪》：建安二十年省云中、定襄、朔方、五原四郡，各置一县领其民，立以为新兴郡，《太原府志》：治九原。

九原，故属五原。《元和志》：汉末徙置太原阳曲县界，属新兴郡。

因此，就算貂蝉实有其人，起码在她生前，向别人说起她的出生地时，也绝不会是：「并州九原县木耳村人」。另察魏文帝黄初元年时，复置于建安十八年时省入冀州之并州，并以太原郡郡治晋阳为并州州治，而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三国时代「冀州并州地图」页上，标示太原郡晋阳所在上方即有「并州」二粗体黑字，或许孟先生未及细辨，误以为此「并州」即为郡名，从而有「并州郡九原县」之说？

貂蝉画像

话说回来，当初杂剧《连环计》作者之所以要将貂蝉说成忻州人氏，主要是因吕布的籍贯在并州五原郡九原县，而元代时的忻州，属九原府，既然戏里貂蝉与吕布本为夫妻，两人出自同一乡里似乎便是顺理成章之事；只是为了迁就吕布「五原九原」的出身，而把貂蝉设计成元人所理解中的「九原忻州」人，殊不知，这又是一个更大的错误！因为吕布生前时的「五原郡九原县」，在今包头市西方，建安二十年时，五原郡为曹操所省废，九原县治才向东南内迁，而成为新兴郡的郡治，也就是今日的忻县所在；至于说到包头与忻州的距离，可是足足有两百八十公里之遥，实在差得太远了。

孟先生又说：「木芝村原盛产木耳，故名木耳村，后因村中槐树下发现一株灵芝，遂改名叫木芝村。……村中原有过街牌楼、前殿、后殿、王允街、貂蝉戏台和貂蝉墓。」这样就能够证明貂蝉确实是史有其人、而且生于此木耳村吗？当然不能！因为说「村中原有」某某建物，即表示现在没有，那么过去真的有过吗？有何「实证」？即使真的有，难道没有可能是因为剧曲这么演了、说法这么传开了，村民便真以为貂蝉是自己同乡，才起了这些建筑名称？难道今天在湖北当阳市东十五公里处有周仓墓，便可以证明周仓历史实有其人吗？难道今河南许昌市城西石梁河上建有灞陵桥，便可证明关羽挑袍和过五关斩六将是史上确有其事吗？或者，可以因为今河南南阳市建有武侯祠以及诸多相关碑刻，便说当初诸葛亮的躬耕地就是在这吗？诚如朱大渭先生在《六朝史论续编》书中(学苑出版社)〈商潮中的「名人效应」与历史科学的真实性〉一文里所说的：「我国历史上常有拉名人作本地人，或在本地活动以提高本地知名度的风气」；从学术研究该有的严谨角度来看，倒果为因，其实并不能证明什么。

闭月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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