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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5-5 13:08:06 来源：三秦游网综合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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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治史撰志,不能虚构,必须忠于历史事实.它强调资料的科学、准确、详实、系统。对资料要下一番鉴定、考证、消化、选择的功夫，做到“无一字出于己口，无一字不出于己口”。
卫哲夫同志是一个业余史志爱好者，善于学习，勤于思考，遇到不明白的问题喜欢“打破砂锅——纹（问）到底”，这种求实精神值得我们赞扬和学习。欢迎周至史志工作者、爱好者，都能像卫哲夫同志一样，关心我们的历史文化，对已出版的12种县志存在的问题予以指点、纠正、补充。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辉煌而艰苦的转战途中，曾于1932年12月途经周至，用匆匆的步履在周至大地上写下了重要一笔，已载入1993年版《周至县志》，《周至大事记》亦列专条记载。
《周至县志》（以下简称《县志》）的记载是：“（1932年）11月26日，红四方面军1.6万余人进入周至，宿营于集贤殿镇。次日进驻马召辛口，总部驻扎南大坪，休整后由辛口进南山，转战陕南……”（下略）。（《县志》367页）。
《周至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专条下记载说：“十一月二十六日，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部队）一万六千余人，从长安、户县向西经过周至。在南集贤，殿镇宿营一晚，第二天到达马召，辛口，随后从辛口，骆谷翻越秦岭进军汉中”。（《大事记》第82页）。
笔者平日在读史过程中发现，以上记载对大军的来龙去脉、时间及战略目的等问题或未作交待或言之不详或有误，现对这方面的史料，一一撮录，作以简单辨析。不妥之处，诚请研究周至地方志的专家及诸位读者赐教。
一、红四方面军从哪儿来
《县志》对此没有提及。《大事记》说是从长安、户县向西经过周至。只回答对了一半。其实，这个问题各种中国现代史史书都有记载，在此仅举两例：
1、军事科学院军史研究部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以下简称《战史》说：土桥（在湖北枣阳以北）战斗后，红四方面军向西北转移，经鄂北豫西到达陕南，接着北出秦岭，于11月27日进入关中平原，到达西安以南和西南数十里的王曲镇、子午镇地区。12月2日进抵盩厔（周至）以南之马召镇附近……（下略）（注1）。
2、2006年第四期《陕西党史》杂志之《陕西党史知识题解》写道：1932年10月，由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主要负责人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指导，红四方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第四次“围剿”，为摆脱被动局面，以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总政委的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转战鄂豫陕三省。11月11日进入商洛，又经关中，于12月初来到城固县小河口（注2）。
由此而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才是红四方面军此次出征的始发地，商洛是转战至陕南的第一站。长安、户县是路过地。
二、红四方面军进入周至的时间
《县志》与《大事记》都说是11月26日，《陕西党史》未予准确提及，《战史》只道出了到达马召的时间12月2日，三种说法矛盾抵牾，莫衷一是。
三说比较，唯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战史》的说法最为翔实，最为权威，值得采信。因为此次转战，属红四方面军总部率领之主力部队，而非散兵游勇。徐向前以严谨的治军作风著称，大军首脑机关的逐日行止岂能没有记录？
如上所引《战史》，红四方面军于12月2日进抵我县之马召镇，而前一晚在南集贤宿营是《县志》与《大事记》两书的共识。如依是说，则红四方面军到达我县的时间应为1932年12月1日。
细心的读者会问，既然红军已于11月27日北出秦岭，到达长安以南的王曲、子午镇，此地距周至集贤也就是一两天的路程，可为什么竟至四、五天才到达呢？因为此行并不顺利。先是在王曲、子午镇附近与前来阻击的杨虎城第十六师激烈交火，随后在周至附近又与胡宗南部激战一昼夜（注3），红军且战且走。再加上沣河、涝河等河流的阻隔，这都无疑阻滞了红军西行的进程。所以，12月1日到达集贤也就完全在情理之中了。
三、红四方面军离开周至的时间、去向及战略目的是什么
红四方面军于1932年12月2日进驻马召，前文已辨析清楚。何时离开？去了何处？战略目的是什么？《县志》与《大事记》的表述极不完整，只是含混不清地说：“随后”，“休整后”由骆峪辛口翻越秦岭“转战陕南”“进军汉中”。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促使长途跋涉而来征尘未洗的红四方面军迅速离开周至呢？
《战史》的解释是：12月2日进抵马召后，由于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对张国焘无计划无目的的西退不满，加之前进道路为敌所阻，遂改向汉中前进。（注8）
“前进道路为敌所阻”，《开国十大元帅十大将·徐向前》文进一步详述说：国民党北路军总指挥兼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奉蒋介石的急电派第十六师在王曲镇子午镇阻击红军。第六十五师、第四十四师、第五十一师和第三十五师等部向关中压来，同时敌第二师、第四十二师沿陇海路西进，蒋介石的企图很明显，要在关中平原围歼红四方面军。（见该书242页）
如果只着眼问题的主旨，而置史家的歧见不顾，红四方面军途经关中，匆匆离开周至的原因显而易见：1、去汉中川北开创革命根据地的重任在肩，容不得片刻的迁延滞留。2、尽量避免与敌纠缠，尽快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而《开国十大元帅十大将·徐向前》下列一段文字既记录了红军离开马召后在秦岭山中艰苦行军，又为我们准确掌握红军离开马召的时间作了权威表述，现摘引如下：
秦岭是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分水岭，山高林密，海拔在2000米以上。此时，严冬已至，红军指战员穿着单衣和草鞋，经过7天的行程，跨越重重高山，途经老君岭、厚畛子、下佛坪、都督河、黄柏塬等地，于12月9日抵达城固县的小河口（注4）。
讲得再明白不过了，12月3日到9日，时间正好是7天。这就是说红四方面军于12月2日在马召风餐露宿一晚，于第二天（12月3日）即又踏上了跨越莽莽秦岭的漫漫征程。《县志》所讲的休整，可能时间极短，1.6万人的队伍，总得依次出发，先头部队打先锋，后序部队等待出发，可能还容一半天的休整时间，历史事实，大致如此。
由以上引文还可读出，红军走过的道路就是北由周至骆峪进秦岭，南由洋县傥水河谷出，直达汉中的傥骆道，古老而隐密，徐向前之所以选择它，因为在沟通关中与汉中的所有通道中唯它最为便捷，好一个英明的军事家！
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时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张国焘在他写的回忆录中说：“最后在周至西面地区，翻越秦岭，向汉中进发”。（注5）
关于四方面军转战汉中创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战略目的各类史书都有明确表述，可《县志》的“转战陕南”，《大事记》的“进军汉中”的表述，严格说来则只是交待了去向，而未言目的。现据《战史》与《陕西党史》补正之。
《战史》的表述：（红军）12月11日渡过汉水，到达城固、西乡地区，并准备就地创建新的苏区。这时，得悉四川各派军阀发生混战，川北地区敌人兵力空虚，同时那里的地形条件好，物产比较丰富。据此，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首长乃决定集中力量向四川发展，准备创建以川北为中心的川陕边苏区。（注6）
《陕西党史》的表述：（红军）于12月初来到城固县的小河口，准备在北濒汉水，南依巴山的城固、西乡、镇巴、石泉、紫阳，安康等地建立革命根据地……，由于陕南连年遭灾，给养困难，同时获悉四川军阀混战方酣，川北防务空虚，遂决定南渡汉江，进军川北。12月21日红四方面军主力入川，开辟川陕苏区。（注7）
四、红四方面军此次战略行动的原因
是什么原因促使红四方面军一路恶战，历经腥风血雨，甫到商洛，脚跟未稳即作出转战川陕的战略行动？为什么他们不走陕南捷径，而要劳师远征，两度翻越秦岭，绕道关中舍近求远呢？张国焘在其回忆录《我的回忆》中道出了原委，照录如下：
我们要在陕南（此处指商洛，笔者注）寻找立足之地，但旋即失望了，这一带粮食虽然不感缺乏……但冬衣问题仍然不能解决。此地不产布匹，纺织工业少得可怜，当地人民平素布料已感不足，自无力供给军用，而重要城镇既为敌军所占，也无法从外地补充。
眼看严冬就至，冬服不能及时补充，我们便都要冻死在陕南山头，乃决定前往川北。但东面是敌人势力较厚的地区。西面北面则气候较严寒，更不能获得布料。我们必须由陕南翻越秦岭，先出关中平原地区，将尾追我们的敌军吸引开去。翻越秦岭进入汉中之后，再越过巴山到达川北，这样兜一个大圈子，才能摆脱无数的追兵，在川北立下足来。（注9）
答案很明显，一为了补充将士的冬衣，二为了摆脱国民党尾随的追兵，刻不容缓，都是决定红四方面军生死存亡的大事，迫使他们不得不作出迅速离开商洛的决策。
国民党的追兵是谁的部队？胡宗南也。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出版的《民国高级将领列传·胡宗南》说：“胡宗南一直尾追红四方面军到陕南，想跟随红军入川”。（注10）
原红四方面军将领罗应怀在其回忆录《突破敌重围，转战三千里》中说，四方面军从商洛出发，到达丹江上游的竹林关，“走过栈道，进入陕西平原，全军彻底摆脱敌人的重兵后……”可见，这个重要战略目的是达到了。（注11）
再接张国焘的话说：厘定这个计划的时候，我曾求教于一位绿林英雄……，这位老英雄根据他的常识，再三剖析，认为到达关中地区是上策，但他说由这里西到汉中都是险道，沿途给养不易解决，更要提防少数敌军凭险扼守道路……，如果我们一再停留，包围的敌军就会越来越多，更无法解决冬衣问题。他这些看法，坚定了我们直到川北立足的打算。（着重点是笔者加的）（注12）
读罢上文加着重点句，红四方面军不从商洛向西直走陕南近道，却绕道关中，舍近求远的原因昭然若揭。行文至此，尽管还有种种疑团未释，距今75年前的红四方面军过周至的来龙去脉还是在我们面前变得逐渐清晰起来。最后还有一点应特别指出，既然《中共党史》、《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及至《陕西党史》，在叙述这段历史时都说是“以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总政委的红四方面军”，而《周至县志》与《周至大事记》为什么只提徐向前，不言陈昌浩，很明显这是多年来“左”的指导思想在修史中的反映。其实，实是求事加上陈昌浩、张国焘又有何妨？因为他们毕竟是当时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建议在本轮编修县志过程予以更正。
另外，《县志》在记述红四方面军由辛口进南山，转战陕南后还有一段文字：11月14日，国民党第六十五师尾追红军扑空，驻辛口堵截红军，农历腊月二十日撤走。
这里明显有误，红军于11月26日才到周至，那么何来11月14日的尾追扑空？并且在同一时段中，出现“公历11月14日”和“农历腊月二十日”两种记时法，也是史志编写所禁忌的。
据以上史料，这一历史事件的真实经过是：
1932年10月，由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主要负责人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指导，红四方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第四次“围剿”，为摆脱胡宗南部的尾追，解决全军将士的冬衣，红四方面军主力1.6万余人，在以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总政委的率领下，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转战鄂豫陕三省，11月11日进入商洛。11月27日从长安北出秦岭，沿北麓西行，一路数次击溃杨虎城、胡宗南、刘茂恩、肖之楚等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且战且走，于12月1日到达集贤、殿镇，当晚宿营于此。12月2日到达马召、辛口，总部驻扎南大坪，作短暂休整。12月3日，即从辛口、骆峪两处山口再度南入秦岭，经傥骆道，过老君岭、厚畛子、佛坪、都督河、黄柏塬等地，于12月9日到达陕南的城固，稍后，移师四川北部，创建新的根据地。
注：1、6、8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1987
年7月第1版；
2、7见《陕西党史》杂志2006年第4期44页；
3、5、9、12见张国焘著《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272页；
4、11、见社会出版社《开国十大元帅十大将》，2004年5月第1版第242页；
10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1集。
【卫哲夫】：周至县二曲镇北大街人，生于1955年4月，高中文化。从事农业和商业，热爱文史，擅长史料考证，曾在《陕西农民报》、《周至民间故事选》发表过《李二曲》、《仁义巷》、《千户村》等。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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