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年，周至县城从（今户县西北）甘河乡附近迁至现址（二曲镇）。
　　
　　有人说：周至县城刚迁来时，先借用古城村。此说根据不足。在今县城西五里，确有一古城子堡（归二曲镇八一村辖）。走访当地贤达得知：古城子和水围城过去是一个村子。原址在现址土梁下西北边。侯家村又在该村北边，凉水泉村在侯家村西北角，石桥堡在东北角。两村均背靠渭河南岸边。他们建村约在明孝宗弘治（1488—1506）年间至神宗万历（1573—1620）年间。那时凉水泉村称北洛村，侯家村称中洛村，水围城、古城子为一个堡子称南洛村。后因渭水南侵，石桥堡和北洛村分别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和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举村南迁于现址。原石桥堡的西南角有一座用石条砌成的石桥，架设在从下三屯城壕流来的小河上，因而堡子叫石桥堡，南迁至四合村东时，为纪念原堡名，仍将老堡名“石桥”继续沿用至今。北洛村南迁后，新的村址有泉水清甜，因以名为“凉水泉”（现为侯家村乡五泉村辖）。清乾隆十一年（1746）因侯姓庄户增多，中洛村更名侯家村。清咸丰十一年（1861），因渭水再度南侵，侯家村部分庄户和南洛村全部庄户分别南迁高处，形成上、下侯家村和古城子、水围城诸村堡。古城子建堡筑围墙时，没有沿用一般方方正正的形制，而是筑成像牛皮大鼓一样的圆形，村人雅称：鼓城子，而非古城子。鼓城子筑城距今146年，而县城定于现址已是1433年，查遍史书，在北周武帝以前各朝代，均无在此建置过州、郡、县的记载。也证明在此没有“古城”，也就不可能有“古城村”。
　　
　　那么，周至县城迁到现址前，这里是一片什么景象呢？民谣：先有瑞光寺，后有周至县。据传西汉末年，王莽改汉朝为新朝（8—23），推行抑制大地主豪强的改革措施，损害了贵族官僚的利益。汉宗室刘秀造反，王莽带部队追杀刘秀到周至。刘秀逃到现在县城南108国道东侧的盐库处，见有一处寺院（瑞光寺），遂敲门向寺僧讨水喝……那时，周至县城还在终南镇。瑞光寺是否存在，因史料奇缺，尚无可考。而清朝康熙二十年（1681）所修《周至县志》记有：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建瑞光寺八云塔，为安放佛骨舍利子。按一般常规，先有寺，后有塔。建八云塔肯定晚于建瑞光寺的时间。要确定王莽当政时有无瑞光寺，这要看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据《佛祖释迦牟尼》一书道：佛教在西汉之际传入中国。王莽新朝地皇四年他的统治结束，这年已经是公元23年了。那么在王莽之前佛教已经传入中国，是极其可能的。如此在汉长安京畿之地的周至县建立佛教寺院就是顺理成章的事。而且是一座规模宏大，香火鼎盛的寺院。按民间说法，瑞光寺东起“山门什字”（现在写成“三门什字”是弄错了），西至白庙村（县第一中学西墙外南北一带），北至县城北城壕岸，南到井沟凹北堎。寺的中心地带就是现在八云塔。偌大一座寺院，步行关闭一次寺门需要很长时间，所以有“跑马关寺门”的说法。
　　
　　按清代《县治图》所标方位，瑞光寺在周至县城内的西南隅（现西街小学处）。其实这是迭经战乱，瑞光寺惨遭重创后收缩进城圈内的残留部分。八云塔周围，已经变成了演武场。未建县城前已经有了瑞光寺，它的东北边是什么呢？据《三国志·蜀志·姜维传》：甘露二十年（257），魏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反于淮南，分关中兵东下。蜀将姜维欲乘虚向秦川，复率数万人出骆谷，经至沈岭。时长城（戍）积谷甚多而守兵乃少，闻维方到，众皆惶惧。魏大将军司马望拒之，邓艾亦自陇右，皆军于长城（戍）。维前往芒水，皆依山为营。司马望邓艾傍渭坚围，姜维数下挑战，司马望邓艾不应。《晋书·卷一·帝纪第一·宣帝》：蜀将姜维之寇陇右也，征西将军郭淮自长安拒之。进帝（司马昭）位安西将军，持节，屯关中，为诸军节度。淮攻维别将句安於麦匊，久而不决。帝乃进据长城（戍），南趣骆谷以疑之。维惧，退保南郑，安军绝援，帅众来降。《十六国疆域志·卷二·后赵》：盩厔，有长城戍（五胡十六国时，盩厔县城仍在终南镇）。晋永和五年（349）九月，石赵乱，梁州刺史司马勋谋取雍州，出骆谷，破赵长城戍，又拔贺城（戍），壁於悬钩。以上三处提到的长城戍在什么地方呢？它不在别处，就是现在的周至县城旧址。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渭水》条：骆谷之水出其南山骆谷，北流径长城西（西边的长城戍），又北注於渭。可见，当年军事营寨长城戍，一边濒骆谷南来之水，一边“傍渭”水，处在两水相夹地带。从骆峪山口沿沙河（骆水）东北而下，沿河两岸有村庄16个，连同清朝初期还存在的其后被洪水冲淹而消失的千旗寨、新军寨（见《王婆寺的传说》）都算在内共18个村寨（含县城），具备既临沙河西边，又濒渭河两个条件的村寨，惟有县城。这里说到长城戍“傍渭”，又要看渭河与长城戍的距离了。古时的渭河南岸在哪里是个关键。过去数千年间，渭河多次暴发洪水，冲决两岸，而渭河的河床并不稳定，主要在今渭河南侧摆动。据县志记载，清朝初期，渭河南岸距县城仅有四里，发大水时还漫延到县城的北城门下。所以县城以北下湿地，统称“河滩”。从古流传渭河两岸是：南到淳风岭（周至县城就建在淳风岭东端），北到水曲坡（在武功县境内），比今渭河要宽泛得多。因此，可以断定，瑞光寺东北这块地方未作县城前，长期作为驻军屯粮的兵营，名长城戍（或叫长城寨）。
　　
　　那么长城戍又是什么时代因何原因建造的呢？据《后汉书·西羌传·第七十七》载：（后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夏，且冻、傅难种羌等遂反叛，攻金城（兰州），与西塞及湟中杂种羌胡大寇三辅（关中），杀害长吏。……于是发京师近郡及诸州兵讨之，拜马贤为征西将军，以骑都尉耿叔副，将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诸州郡兵十万人屯汉阳（天水）。又于扶风（辖周至）、汉阳、陇道（陇西直至兰州以西）作坞壁三百所，置屯兵，以保聚百姓。这里的“坞壁”指驻扎军队、屯放粮草的营寨、堡垒。为抵御西部戎、羌少数民族部落进掠甘陕，而在长安以西（扶风郡）、至甘肃天水（汉阳郡）直至兰州一线（陇道）构筑三百所戍兵营寨。周至县境内的“长城戍”、“贺城戍”、“悬钩”等营寨就是那时建置的。从后汉顺帝五年（140）到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长城戍建置数百年间，军阀连年混战，朝代频繁更迭，这里呈现一派烽火狼烟、旌旗猎猎、战马嘶鸣、日月无光的古战场血雨腥风的景象。
　　
　　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将周至县城由今户县西北的甘河乡附近迁到现址——长城戍时，是出于何种目的呢？有两点：一是为拱卫京师。傥骆道自古就是一条由关中通往汉中、巴蜀的重要通道。长城戍据要冲之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在此建置官府，聚民屯兵，对阻遏南来侵犯之敌，减少对长安京城的压力，意义重大。战时仍以此为军事营寨，作为拱卫京师的第一道防线。唐时吐番西来进犯长安，朝廷的抗击部队正是在周至、武功、乾县一线作战的。二是三国、魏晋、五胡十六国时，长城戍一直处在战争环境。到北朝后期，历史记载中战争与长城戍有关的战例找不到了，说明在长城戍周围基本没有了军事活动。战乱结束，进入和平稳定时期，不可能永久驻兵。撤兵后闲置的兵营就被陆陆续续到来的流民所占据，部分来自远方的兵士也留了下来。他们在营寨外垦荒种地，或租瑞光寺的寺田耕种。人口的聚集繁衍，物资的交换发展，店铺摊点的增多，尤其是处在交通要道上，交通方便，信息传送快捷，使昔日的战火硝烟之地逐步形成了一处较繁华的城镇，初步具备了作为建置官府的基本条件。根据明清县志，后来周至县城再未迁移别处。其后由于兵燹天灾，县城多次修缮扩建，一直沿隋唐旧制。
　　
　　那么北周武帝（574）迁移县城于今址，直至隋唐（581至618），才规划建筑县城，这中间长达四、五十年时间的一段空档，县府衙门在哪里办公治事？史载：北朝的北魏太武帝（408—452）和北周武帝（543—578）都从事过“灭佛”之举。特别是北周武帝正是在迁移周至县城于今址的当年——建德三年（574）五月十五日下诏在境内开展了大规模的“灭佛”运动。瑞光寺被关闭，宗教活动停止，和尚被遣散还俗务农，寺院财产被国家没收。巍峨壮丽的殿堂闲置起来。在当年迁移来此的周至县官府正好坐享其成，充分利用了瑞光寺的殿堂，略加改造，即可挂牌办公。到了隋朝中后期，隋文帝杨坚又大力提倡佛教，一度灰飞烟灭的佛寺又香火鼎盛起来。就连隋文帝的避暑行宫仙游宫也改成了仙游寺。已作县府衙署多年的瑞光寺，众僧徒又齐集寺院，要求官府退出寺院，返还寺产，“落实政策”。迫于皇帝虔心向佛的巨大压力，县府才下决心重新规划县城，另建衙署。也就是说四五十年间县衙用的瑞光寺的房产。在著名星相学家、阴阳学家袁天罡和天文学家、数学家李淳风的共同参与设计下，周至县城的格局以淳风岭东端（龙首）为依托，以原长城戍为基础，向西切割瑞光寺北段，构成新的县城城区。新县城在隋朝末年建筑竣工。其城墙之坚固、城壕之宽深、城门楼之巍峨挺拔，都堪称上乘，十分壮观。暴雨连绵时节，骆河水滚滚南来，流过城东；渭河水浊浪滔滔，涌过城北。茫茫雨幕中，周至县城恰是一艘铁甲战舰，任凭雨骤风狂，巍然不动。隋大业十四年（617），唐高祖三女（李昭）平阳公主率领何潘仁、李仲文、向善思所部7万农民起义军攻占周至县城。也证明周至县城是隋朝期间建成的。进入唐代，又有修葺完善而已。
　　
　　
　　
　　原载2003年第二期《三秦文史》。本次刊用，在个别地方略作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