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原的历史遗存确实深厚。小时候就听说过西安城东有一个村子叫“邵平店”，上中学时春游临潼，骑车从村旁经过，从村人口中得知秦东陵侯邵平，因避秦乱曾隐居于此，引骊山温泉水种瓜出卖。唐人诗中多写“青门瓜地”，借以表现隐逸之情。后来得知，这温泉水不仅种出了“东门瓜”，还引发出历史上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东汉卫宏在《诏定古文尚书·序》中说到，秦王朝焚书后，还担心天下儒生议论其法令，就将他们召到咸阳，拜为郎官，又“密种瓜于骊山陵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时令未到而瓜实已成，儒生们遂引经据典，众说纷纭。当局事先“为伏机”，让儒生们到实地考察。众人进入深谷还在相辩不决，没想到“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被坑者一般说是四百六十人，据卫宏说共有七百余人。可怜的冤魂还没有弄清端的，就糊里糊涂地被赶到了奈何桥上。

　　经考察，这所谓的“骊山陵谷中温处”，就在今临潼西南洪庆乡的洪庆堡附近。这里秦属内史，汉属新丰，称愍儒乡，唐玄宗时改称旌儒乡，并立庙祭祀。后来，当地村民干脆称其地为“坑儒谷”。

　　戊子春日，借到思源学院讲学之机，顺便凭吊了“坑儒谷”。谷在东原深处，原高谷深。脚下春草刚刚吐绿，附近的樱桃沟花已怒放，远望一片云霞。东北而望，就是骊山水源。此地距温泉不远，地温较高，樱桃花也早开了几天，用以种瓜，瓜期提前，也就不稀罕了。

　　我感兴趣的当然不是眼前的春花，而是谷底的幽灵。经村人指点，我确实看到了“坑儒谷”，看到了谷底起伏的土堆，也似乎听到了那些冤魂被活埋时没有来得及喊出来的心声……

　　说儒生被活埋时没有来得及呼喊，是因为卫宏说他们“终乃无声”。但我猜想，秦人所伏，所发之“机”，绝对不是现代化的大型推土机。要将数百人一起活埋，从填土到窒息，总要有个时间。在这个时间段里，那些面临绝境、意识暂时还清醒的儒生肯定要想，想事件的起因；要喊，喊自己的冤屈。尽管所想、所喊没有留下来，但后人却可以作合理的推测。

　　坑儒事件的起因，既有历史的必然性，也带有秦国特色。因为封建政治强调的就是集权，尤其是在秦帝国大得法术之利的时候；而思想则是自由的，多元的，尤其是在百家争鸣余波未息的时候，因而政治与思想的冲撞就是必然的了。春秋战国时期，代表政治的周王朝四分五裂，诸侯国想富国强兵，对士人实行赎买；代表思想的士人便待价而沽。以老子、孔子为代表的游士，孟子、庄子为代表的处士，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策士，在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上，可作多元的选择，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但政治与思想的冲撞并没有消解，执天下牛耳的秦人便发出了信号。商鞅变法时，就主张“燔诗书”。嬴政“欲并诸侯”，经李斯推荐，礼遇韩非，却见韩非主张“存韩”，便毫不客气地将他送进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狱中，李斯还给老同学送去毒药，迫其自杀。这算是专制政治给思想敲响的第一声警钟。

　　可惜的是，儒生们似乎没有听到这声警钟，也没有意识到随着秦帝国政治的一统，必然要求思想的统一，还想学前代的那些游士、处士和策士，对政治说三道四，不招祸才怪哩！后来，司马迁以李陵之祸再次验证了政治与思想关系的这一定律。汉武帝何止仅仅阉割了一个太史公？而是阉割了天下所有士人的人格！于是，士人们学乖了，为人“贷与帝王家”，企望“暮登天子堂”，学一个“每饭不忘君”，为文则“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于是，处士变作了士大夫。士是文化人格，大夫是身份地位，前者必须依附于后者。依附得好，居庙堂之高；否则，则处江湖之远。一部中国士人流变史，如此而已。

　　但是，思想的代表者有时还想保持人格的独立，政治的代表者便毫不手软。于是，文化氛围相对宽松的北宋时代，也出现了“乌台诗案”。明、清时兴起的文字狱，算是登峰造极了。处于文化“围剿”中的鲁迅，在《上海所感》中感叹秦时焚书坑儒“那效果的遗留，却久远得多么骇人呵”，正是抓住了历史现象背后，那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

　　被埋在坑儒谷中的冤魂们，未必来得及想到这些，也肯定没时间能喊出这些。但坑儒事件本身就说明了一切，坑儒谷的存在，也提醒历史：政治应当民主！思想必须自由！当然，这两者之间的和谐统一，只有在新的历史时期，才能达到。

　　因为，这是历史从坑儒谷中发出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