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行当具有“乡帮化”特点

　　从古至今，老西安的行当都具有“乡帮化”与“城缘”和“地缘”的特点。

　　其实，从习惯角度出发，西安人长期用“三教九流”概括江湖上的各色人等及社会上的各行各业。这是一种移植法，西安人图省心，把宗教专用辞汇商业化了。由于旧时西安城庙宇奇多，故西安人的日常语汇里，有许多横向或纵向从宗教里“移植”出来的东西。这种“概括”法则给了我启示，使我便捷地展开了对于老西安行当的考籍。

　　我用十足民间的东西，来丰满地方的商业文化，我把来自各省的以“血缘”、“城缘”、“业缘”形成的行业商帮细做甄别，尔后依次划分出陕帮、豫帮、川帮、浙帮、晋帮、京津帮之下的四厢八坊。这种划分法很符合西安商业历史的发展事实。这种方法的择定，使我彻底挣脱了故人故事对我的捆束，获得了一种鲜活生动的对故往旧事的统筹能力。通过这种划分，我们能够比较明晰地看清老西安行当的商业来源和区域依据。旧西安的商街面貌呈现了语音东西杂陈、业者来自五湖四海的热闹景象，各路商帮操持或惯于操持的行业都不尽相同。

　　如晋帮(山西帮)精于算计，且资本雄厚，故西安票商多为晋商；四川自流井产盐，故川帮多以贩官盐、私盐为主；浙江邻海，洋货支援充沛，故浙帮多以钟表行业为主；而京帮则由于毗邻京畿，长年给朝廷提供鞋靴衣帽服务，故手艺堪称精湛，另外京津两地产棉数量较大，再加旷日持久的洋枪洋炮之下的“通商”，所以京津地区机织及家织业发达，西安衣帽鞋庄多为京津二帮。京帮以陇海铁路通达西安的1934年为“西迁”高峰，以“行商”、“游商”为主，多以卖“大千洋碱”(肥皂)“香咦子”(香皂)为业，最大的“业主”应当算是贾若萍先生；津帮以通县至塘沽一线的三河、武清人士为主，多操鞋靴衣帽业，“流陕”时间略早于京帮，当以清末“废漕运”开始，而以铁路通达西安以及抗战“流陕”为高峰。陕帮纯属“本地麻雀”，由于陕南陕北自然资源充沛，故陕帮大多经营土产、山货、行庄、粮行。由于陕帮系“在家门口”经商，故有“帮手多”的特点。当然，也有陕帮远走“陕甘道”、“自流井”去建功立业的，但多属东府、西府农裔商贾。清末民初，西安有过“飞来的大雁独脚伙，本地的麻雀帮手多”的城谣。以此可见，西安人在清末民初是有“排外”情结的，是自觉不自觉地处在“战备”状态之中的。这种心态有着极其强烈的穿透力，它不但作用于过去西安人，在今人的身上也时有所见。与“陕商”形成性格强烈对比的是“豫商”。豫人应该算是天底下优秀的“人种”，他们有着极其高贵的“商民”血裔，同时也是天底下最经磨难的一地生民：不论是在兵戎年代还是在“黄祸”面前，豫人首先和最后的选择，都是背井离乡、一肩两筐地“走关西”。豫人很像是中国大地上的“吉普赛人”，有着无比顽强和倔犟的个性，这种个性体现于商业场所的则是豫人的“敬业”以及“不事二主”的秉性，体现于家庭居住则是略微有点苦寒的最好的善邻；可以说，黄河在给河南土地留下无穷祸患的同时，也把“水”的品格和“水”的格度深刻在河南人的身上。豫商在老西安多操杂业，亦是西安城“粗作”和“笨力”的主要来源。但是，老西安也有喊得山响的豫商字号，比如长发祥，等等。

　　明清时奠定老西安行当基础

　　自唐“安史之乱”以后，西安城没有了“京兆皇都”的首要地位，西安城结束了作为“帝王都”的历史时期，从而地方经济发展严重受挫。秦汉隋唐时期的行庄、字号及繁荣景象今已无从考稽。秦汉隋唐远去了，只留下纵横交织的“一百零八坊”和东市、西市的古话。

　　迄至明代，洪武九年全国设二直隶十三布政司。这时陕西布政司辖陕西全境和甘肃大部，统八府21属州95属县。其时西安府领六州，14属县。明洪武三年至十七年，由于“戍边”需要，朝廷屯兵西安，并于七至十一年由朱樉任总监工，筑建西安城墙以及城内钟楼鼓楼等重要设施。西安城经济发展出现了短暂的“中兴”迹像。另外，明朝大力开展军屯，朝廷于永乐三年把大批耕牛运入陕境，奖励耕种，从而极大地推动了陕西农业的飞速发展。农业发展带动或推动了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如家织、农产品、畜牧及中草药，等等。可以说，明朝的“军屯制”是西安地方经济发展的一次机遇。另外，明朝推行“井灌”，粮食产量颇丰，并出现了第一批以农业起家的商贾，这些商贾具体的“贸易口岸”就是西安城。一时间，西安城粮食“大降价”，粮行、麦庄远近闻名。

　　进入清代，陕西农业生产的发展与明代相比，突出表现在：一、“井灌”的继续推行。清代抚陕官员根据陕西农业基础、空气燥热、难于保墒的自然特点，开始在陕北、尤其是关西(即关中地区)大力推广“井灌”。二、由于军屯的不断开垦，陕南秦巴山地得到了有效开发，致使大批土产山货、药材菌蕈倾入西安古城，从而兴旺了西安城的山货、行庄，并且在西安东关结市贸易，后发展为永久性的“过载行”、“行庄”，旧西安有“东关繁荣冠西北”的说法。一时间，南来北往的行商、游商都往西安东关集结，于清康熙年形成以“东西板坊加两巷，左右柿园带城隍(旧东关有城隍庙)”为行商区域的“山货街”、“广货庄”、“药材行”以及为数众多的“切药房子”和“过载行”、“茶行”。

　　西安城的这一繁荣景象无疑与“开垦秦巴老林”有直接关系，也与明清两朝“插标招垦”、“奖励生殖”、“废除山地‘禁垦令’”等政策有极大关系。在以农耕及手工业为主的当时社会，全国部分区域出现了“十百为群”的流民，他们在无荒可垦的情况下，把目光投向了陕西，投向了“民少地多、禽兽逼人”的秦巴山地，从而推动了西安城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并使西安市场出现多种经营态势。

　　清时，西安城诸行诸业稳定发展，初创近代都市格局。

　　“行当禁忌”与“行当损招”

　　在老西安有许多行当“禁忌”。这是一个容不得“大而化之”的问题，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做深入细致的调研。因为，行当禁忌与行当的祖师传说、行当规矩、地方习俗等传统话题有关；另外，在“一招鲜，吃遍天”的老行当里，行当把式把“手艺”和“绝活”视为“命根子”，视为“饭碗”，所以，行当的禁忌就成为必然。

　　在老西安行当有一句韵歌，很有意思，拿来博读者一乐：木匠怕的是凿立铆，泥水匠怕的是砌窑脑，油漆匠怕的是油竹子。

　　在老西安，医生是绝不会给自己看病的，老西安有“医不自治”的传统。这是很人性化的一种禁忌，其目的是出于给同行同业“留一口饭吃”。当然了，还有一种显得不道德的行当规范：在老西安，有“掏耳洗眼”这个行当，掏耳匠在给第一次掏耳的人掏耳朵时，会不动声色地把耳孔捅破出血,血会凝结成痂，使耳朵眼痒痒难耐；后面的掏耳匠会在掏耳朵时，不动声色地挑破“血痂”，再次出血，使掏耳朵眼成为这个人终生的“享受”。为着给同行同业“留口饭吃”，各行各业的手艺人，都搜肠刮肚地想办法，在操作时留下来日的“饭碗”。

　　在老西安，泥瓦匠以能“把墙角”为能事。刚刚从事泥瓦匠的相公，禁忌靠近墙角，否则会让师傅吼两个字：“避远”！因为，在泥瓦匠砌墙的时候，难度最大的就是砌墙角，所以，一般刚刚入行的相公娃都禁忌靠墙角。

　　在老西安的媒婆行，禁忌“后晌圆亲”，认为“大不吉”。因为，在五行学说中，少男少女为“元阳”与“元阴”，需在“日当正午”时合阴阳。“后晌不圆亲”“后晌不嫁女”，这是老西安的祖宗规矩，保持至今。

　　在老西安，还有刀斧手“后晌不行刑”的规矩。

　　在老西安的“炮坊行”，禁忌火命人入行。认为大不吉。

　　在老西安的丧葬行，禁忌在抬棺材时中途“歇棺”或“停棺”，认为“大不吉”。因为，“歇棺”与“歇官”发音相近。“停棺”就更不吉利了，在大半城人都吃的是“皇赏”的老西安城，或世代为官，或在官任上，以吃“铁杆皇粮”为荣耀的西安人，家家户户禁忌“歇棺”。

　　在老西安，谁家也不敢欺负和慢待“手艺人”。城坊流传过许多行当手艺人“报复主人家”的故事。讲一则发生在1928年的旧事：1928年冬天，新潮新派的天津客商要在老西安香米园建设“三酸厂”，请西安的泥瓦匠给砌一个烟囱。主人家不给工匠把式“烟茶侍候”，还用“泥腿子”称呼泥水匠，惹恼了泥瓦匠。西安的泥砖匠个个都够憨够犟，但面对“主人家”他们永远是不动声色的；把式和艺人只能用“阴招”和“损招”对付主人和东家，绝不能动粗，这也是行当的禁忌。几日后，泥瓦匠把烟囱砌起来了。天津客商在“点火”之日请来了各级政要助兴，但点火之后烟囱就是不冒烟。这时，有灵醒人说话了：你欺负了把式吧！赶紧请把式来，给把式赔礼道歉！天津客商把泥瓦匠请来，说尽了好话。泥瓦匠让天津客商给烟囱沏一壶龙井茶，说俺行当祖师爷在烟囱里等着喝茶哩。天津客商如法照办。这时，只听得“噗呼”一声，浓烟冲出烟囱，直冲云宵。天津客商趴在烟道上一看，大呼小叫地喊道：真有这些泥腿子的，他们在烟道里糊了一张报纸。

　　西安城的行当有许多妙极趣极的传说。我们完全有理由把这些传说理解为生存的故事、生活的故事和生意的故事。

　　本组图片由记者 郭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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