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外祖父钱幼熙是清末举人，母亲说，辛亥革命前夕，外祖父在北京经考试被任命到甘肃做知县。于是他兴冲冲地回到家乡，携家带眷，动身去甘肃任所。途径西安，当时在西安新军中任职的侄儿钱鼎到旅店看望他，劈头第一句话就是：“叔，你咋偏偏这个时候到省城里来？”当时外祖父被问得一头雾水，他哪里知道，面前的这个侄儿，不但是一名革命党人，而且还正在加紧策划着陕西起义的大计呢。钱鼎见话不能挑明，就只好让叔父先住下来再说。谁知没过几天，“反正”的枪声就打响了。母亲说，当时从街上走过的起义士兵，都穿得五颜六色，有的打扮得活像戏台上跑龙套的兵丁一般。一连几天，枪声不断，一次，一个士兵闯进旅店，大声问:“有头牯没有？”（头牯，关中方言，指牲口）母亲说，当时她们姊妹几个小丫头正在床头吃点心，以为士兵是来抓人的，都吓得躲到床底下去，还兀自抢点心吃呢。

  几个昼夜之后，枪声终于稀疏下来，这时钱鼎忽然又来到店里，他安慰大家不必惊慌，叮嘱外祖父不要让家里人上街，又叫人在店门口贴了一张安民告示，便匆匆走了。

  母亲说，那天钱鼎的样子挺吓人，浑身血渍斑斑，满脸满嘴都漆黑一团。当时她并不知道，这正是几个昼夜以来，钱鼎在起义火线上浴血奋战所留下来的印记。

  辛亥革命的枪声，惊破了我外祖父的“乌纱梦”。从此，他淡泊名利。后来，虽然他曾在龙海铁路局等多个机关任职，也是只图衣食温饱，晚年更寄情于书法、字画欣赏，别无所求。

  写到这里，还要说说钱鼎。对于这位舅公，以往我知之甚少。近来，在互联网上看到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刊发的有关陕西起义的一些文章，才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诸多史料说明，在辛亥革命陕西起义中，钱鼎确实是起了关键作用的一位杰出首领。无论是在联络哥老会、发动新军、促使各派革命力量联合，还是确定起义时间、推举起义统领，以及筹划和指挥起义等诸多重大问题上，他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被誉为“主心骨”和“核心人物”。对于起义，他不仅计划周密，而且在决策上屡有创见。在起义时机的选择上，他主张起义时间要早，因为早则可以先发制人，攻其不备，使敌人猝不及防。起义日期确定后，有人要推迟起义时间，他坚决反对，认为那样极易泄密，导致起义失败。在众人公推他担任起义统领时，他从有利于大局的角度出发，力荐张凤翙任起义统领，为了示之以诚，他还推心置腹，向张坦陈革命党人的起义计划，剖析革命形势，从而得到张凤翙的慨然允诺。凡此种种，都显示出他不但多谋善断，胆识过人，而且不恋权位，不争名利，品格高尚。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陕西和湖南是最先响应的两个省份，对于推动起义浪潮席卷全国，加速清廷灭亡，起了极大的作用。钱鼎作为陕西起义的主要组织者、策划者和指挥者，可谓厥功至伟。然而，如此卓越的一位革命首领，却在起义胜利后不久，惨遭杀害，岂不令人扼腕叹息！

  风萧萧兮渭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钱鼎遇难后，遗骨据说由家居富平县淡村的我二外祖父收葬于淡村，年年祭奠。

  钱鼎的弟弟钱甲，也是辛亥革命烈士，于武昌起义前夕牺牲，年仅23岁。他兄弟俩虽都不幸早逝，却如同瞬间划过夜空的流星，迸发出灿烂夺目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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