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3月26日，《民呼日报》在上海创刊，持论激烈，内容丰富，发行灵活，主笔阵容强大。于右任的如椽大笔，更是泼辣犀利。仅仅三个月，《民呼日报》的销量扶摇直上，雄踞上海各报之首。

  时值甘肃大旱，《民呼日报》以大量版幅报道旱灾的惨状，倡议上海社会募捐赈济灾民，一个多月募集了14万大洋的巨款；同时，持续揭露贪官污吏和昏庸腐败的现象，发表了《论升督漠视灾荒之罪》，揭露陕甘总督升允只顾个人保官享受，不管人民死活，匿不报灾，以致田赋不能免，灾荒无所赈，甘肃赤地千里，树皮草根挖掘殆尽，甚至发生人相食的惨剧。升允曾在5年前欲把于右任置于死地，知其逃到上海租界，一时无可奈何。这次见于右任在报纸上曝了他的光，大为恼火，策划出“侵吞赈款”的毒计，电告上海道台蔡乃煌将于右任关押追究。此时，凡被《民呼日报》批评的清廷官吏纷纷落井下石，群起攻之，一时，控告《民呼日报》“诽谤罪”的达14起之多，成为轰动中外的“民呼报案”。

  蔡乃煌明知“侵吞赈款”是“莫须有”的罪名，但升允定的调子在前，他只能昧着良心行事，连续开庭七次都无了结，其意就是要拖垮《民呼日报》。1909年8月13日，《民呼日报》发表“辞世之言”，被迫停刊。

  “你不让呼，让吁总可以吧。”1909年10月3日，于右任又创办了《民吁日报》。其时，他针对日本侵华的野心日现，把评论的重点放在国际时务上，以警醒国人对亡国灭种危机的关注。如《论中国之危机》《锦齐铁路与远东和平》等社论，揭露了日帝侵犯中国主权的阴谋。后来，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力之下，问世仅有48天的《民吁日报》被封杀了。

  《民吁日报》被扼杀后，同盟会领导下的反清革命活动却是风起云涌，“抢米风潮”、抗捐抗税斗争此起彼伏，全国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状态，革命迫切需要一张报纸代言。1909年的重阳节，《民立报》正式创刊，由于右任执笔撰写的发刊词，笔锋雄健、思想邃密、文采璀璨、气势如虹。其“有独立之言论、始产生独立之民族”的观点，在今天亦有振聋发聩的警世作用，被戈公振誉为新旧文学合流交汇的代表作。

  《民立报》不仅继续揭露清廷的腐败，对革命的报道也是过去三报所未曾有的。如大量篇幅报道孙中山在国外的革命活动，其中有一篇文章的标题赫然为“中国革命党首领孙逸仙”。广州起义爆发后，《民立报》连续报道革命党人的事迹长达二三月之久。“与其束手以就无人之谬，何如冒万死以求一生之为幸乎”的号召，促使人们奋然觉醒，推翻清廷的封建统治。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于右任出任交通部次长，辞去了《民立报》总主笔的职务。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于右任亦卸职回到了《民立报》。“二次革命”失败后，《民立报》被迫停刊，总发行了1036号，时间近3年，是于右任所办的四份报纸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份。

  《民立报》有四大特点：一是充当着革命党机关报的任务，不仅起到唤起民众的功能，而且还起着组织革命活动的作用。武昌起义后，它又组织了上海民军起义，凡属革命党人的重要消息和各省宣布光复的通电、通告，无不通过《民立报》转发。二是广揽才俊，为夺取政权培养了一批重要干部。在南京临时政府的9个部门中，其中有4个次长来自《民立报》。三是成为革命党人联系社会的纽带和革命活动的联络站，把报社作为同盟会的总会联络和指挥机构。如陕西革命党人张奚若经上海到日本购买军火，也是与《民立报》联系的。上海光复前的许多重要会议，也是借民立报馆召开的。四是时评紧密配合革命形势，为革命党张目摇旗。在各省光复后，为临时大总统人选争执不下之时，《民立报》率先著文，欢迎为推翻清廷苦斗20多年的孙中山回国主持政局，为孙中山顺利就职作好了舆论工作。

  《民立报》影响了几代革命者。1936年，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说：“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即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这份报纸是于右任主编的，他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有名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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