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凤翔教区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支持下，开展“三自革新”运动，揭发、批判帝国主义长期以来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侵略的罪行，划清正当的宗教活动与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界限。此后，绝大部分神职人员都能爱国守法，后即成立天主教爱国委员会。“三自革新”运动后，以周维道、张成福为首的少数神职人员表面接受“三自革新”精神，内心不愿与罗马教廷割断关系，暗中常相勾结，并唆使部分教徒抵触、反对党和国家政策、社会主义制度（如粮食统购统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等），经教育等待，仍执迷不悟。为维护多数信教群众合法权益，凤翔教区于1956年至1959年开展肃反工作，爱国神职人员和教徒揭发了周、张反革命分子罪恶。但“文化大革命”中党的宗教政策又遭破坏，教堂封闭或拆除，神职人员受打击，信教群众被岐视，正当宗教活动被迫停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天主教正常活动得到保护。1988年，全县天主教信徒有4839人。其中神甫4人，负责全县天主教16个活动点的教务活动。
    凤翔主教区教务经费少部或大部，原系梵帝冈方济众总会每年下拨，1949～1950年拨教务经费3万余元。教区在建国前还出租土地、房屋，开办工厂，入股分红。凤翔教区在西安北门外有土地50亩，西安市红埠街有房院一座，在凤翔有土地40多亩，街房60余间，全部出租。教区经营纺织厂、油坊各一所，磨坊六所。教区又是凤翔城内“大德盛”、“杰盛永”、“义盛福”等商店的股东。还有教徒捐款。所得资金资养教务活动，且有盈余。
第四节 基督教
    基督教传入凤翔的时间比天主教晚。清光绪二十年（1894）上海中华基督总差会（传教总领导机构）派英人浦某（名字无考）来凤翔，住城内文昌巷四知堂内，作为传教立足点。凡听讲者均发给《马丁福音》小册子。但中国人长期受帝国主义侵略、欺侮，多不理睬“洋”教，加之租赁房屋不易，浦到凤翔无大收效，停半年而去。光绪二十五年（1899），上海总差会又派英人师宏道夫妇来凤翔传教，适逢久旱不雨，群众生活贫苦，师以舍饭、救济、送钱物为手段，宣扬“耶稣降世救济众生”，教务有所发展。于是在西城门口南侧购买地基，修建一所福音堂。每逢星期日，召集教徒在此诵经祈祷，宣讲教义。此后，依靠外资又在教堂内设立一所宏道小学，每周给学生上圣经课三节，并规定星期日学生须到福音堂作礼拜。民国23年（1934），师宏道夫妇离凤翔。次年，上海中华基督教总差会派英国人米巴其荣夫妇来福音堂，改宏道小学为圣经学院，给学生灌输宗教意识。总差会另派英人代云免为学院院长，从凤翔、宝鸡、千阳、陇县、岐山、扶风等地基督教堂招来学生40余人，培养中国传教人员，扩大教务活动。37年（1948），基督教另一个宗派一西安安息日会，派李关兰来凤翔创办凤翔安息日会，在西街福音堂隔壁租赁房屋数间，吸收教徒十余人，由教徒选举李光耀为长老，黄玉珍为传教员。后因凤翔安息日会教务发展缓慢，传教人员亦缺乏信心，自行解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为了使教会摆脱外国神职人员控制，通知外籍传教士离开凤翔回国。1950年秋，基督教教徒选举曾在宏道小学任过教的程仙甫为凤翔基督教长老，方世忠、刘东才、贾景文为执事，聘请刘士秀为传教员。1952年，凤翔基督教开展“三自革新”运动，成立“三自革新”委员会，程仙甫为主任委员，组织领导正常宗教活动，教徒人数比建国前增加。至此全县有235户，298人（内含教务人员68人，长老1人，执事57人，传教员10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基督教正常活动停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教务活动得到恢复和发展，教徒增至371人，在教徒集中的县城西街、陈村镇设立两处活动点，并于1985年将“文化大革命”中被占的教房落实归还。
    1988年，全县有教徒1068名，执事8名，分布于14个乡镇，40个村。有陈村水沟、县城西街2处活动点。
第五节 伊斯兰教
    清同治元年（1862），凤翔有回民6.3万余人，其聚居之处均设有礼拜堂，有阿訇掌管教务。关中回民反清起义遭清廷镇压后，凤翔回民被迫西迁，教务活动终止。民国时期，常来凤翔经商的回民二、三十人，他们为了便于统一过宗教生活，民国25年（1936）在东关诸志巷重修清真寺一所，有一阿訇主持教务。“文化大革命” 中，伊斯兰教活动停止，教堂被封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其教恢复，重新开放东关清真寺，由阿訇马汉山主持教务，并经教徒选举沙号山、荣牛娃二人为社头，协助马汉山管理教务。
    1986年，马汉山逝世，阿訇马汉成主持教务。现有教徒368名，分布在9个乡镇，24个村，活动点为县城东关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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