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县名称的来由（2）

    这里的经济，始开发于新石器时代，曾发达于汉唐盛世。至于明、清，步履艰难；鸦片战争以后，则处于凋敝衰败的绝境。1949年华县解放时，旧中国留给新生人民政权的是萧条封闭的农村经济，苟延残喘的手工业作坊，衰微破败的城镇，通货膨胀的市场。中共华县县委和华县人民政府从“一穷二白”的起点上，率领全县人民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和发展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经济，并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经过四十年的拼搏，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十年的经济改革，华县社会主义建设迅猛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农业生产冲破小农经济的藩篱，向现代化农业大踏步前进。1989年，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3.7倍（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粮食总产量是1949年的3.6倍；农业机械化从零起步，1989年总动力达7193.5万瓦特，有50％的农田实现了机械化；持续不懈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使1989年的有效灌溉面积为1949年的10.4倍，60%以上的农田变成稳产高产田；解放初农村不知化肥和电力为何物，1989年化肥施用量达9395吨，用电量为17431万千瓦小时。现代化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1989年，包括乡镇工业在内的工业企业有1070个，形成了以纺织、医药、冶金、建材、化学、机械等为骨干的工业体系。1989年工业总产值占到工农业总产值的52%，工业生产已经成为全县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解放后中央、省、地区陆续在县内建立的13个厂矿企业，以雄厚的技术、先进的设备和较高的年产值，日益繁荣着华县经济。全国最大的钼矿采选基地——金堆城钼业公司，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交通事业日新月异，四十年筑成地方公路131条，总长592公里，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县城一扫昔日简陋破败的陈迹，不但规模扩大数倍，而且成为楼房鳞次栉比、街道纵横交错、市政设施较为齐全的现代化小城。各集镇和广大农村的新型住宅楼如雨后春笋。市场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与1978年相比，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了175%，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每人平均工资额增长了138%，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每人平均工资额增长了122%，农民每人平均纯收入增长了5倍。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华县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特别是在改革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华县曾有教育发达之誉。清朝末年，以杨松轩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为了启迪民智，改造社会，在封建教育的荆棘之中，开始了现代教育的拓荒事业。1902年创办的蒙养学堂，是陕西地区最早的新式学堂，点燃了教育改革的火种；1919年成立的咸林中学，是这一改革的巨大成果。以后相继建立的一批中小学，使华县的教育水平领先于邻近各县。悠久的历史，培育了灿烂的文化，尤其以饮誉关中东部的皮影表演和雕刻、有着古代图腾遗迹的“面花”、奔放炽烈的蹦鼓、生活气息浓厚的渭华秧歌为代表的民间艺术，集中反映了华县人民的智慧和才华。由于旧中国反动统治者的漠视和社会动乱，教育和文化事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号称发达的教育，却没有使广大劳动人民得到受教育的权力。解放前夕，总人口的一半以上为文盲，科学技术人员寥寥无几，科技事业极端落后，民间艺术濒临灭绝的边缘。解放以后，教育文化事业得到复苏、振兴和极大的发展，1989年初等教育已经普及，各个乡镇都办起了中学，青壮年中的文盲已经扫除，成人教育向更高层次迈进。科学技术人员不断增加，现代科学技术在工农业生产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民间艺术得到发掘、抢救和提高，受到海内外艺术界的赞誉和重视。初步富裕起来的农民涉足书法艺术，并形成一支可观的农民书法队伍。社会主义大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电影、电视、广播、录像、体育健康活动等已进入城乡各地的千家万户。
    华县这块千古毓灵之地，孕育出勤劳、朴实、智慧的人民。在大自然的肆虐面前，在反动统治者的压迫之下，在烽火连天的社会动乱之中，他们奋力抗争，勇往直前。这里的历史和社会在他们主宰和奋击下前进了！那凝聚的几千年相延不断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就是他们血与汗的结晶。华县，也同中华民族各处神圣之地一样，正是在人民开创和注入活力的历史长河中，英雄贤能代有人出。他们之中的突出代表，在古代有唐朝军事活动家郭子仪、北宋文学家李廌、明朝文人王维祯；在现代有著名教育家杨松轩，为共产主义献身的革命烈士薛自爽、吉国桢，杰出的科学家杨钟健、杨述祖。他们不但为这块土地增添了光彩，而且成为后人学习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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